追忆任仲夷：任仲夷调任广东前后(图)

图：2005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看望任仲夷。钱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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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任老一直关心广东的发展　

　　作者：张敬东

　　昨天，任仲夷同志离开我们了！

　　今天起，本报转载广东《秋光》杂志2004年刊登的长篇通讯《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以纪念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

　　———编者

　　任老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抗战胜利，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与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十年浩劫”后，任仲夷从工作了26年之久的黑龙江，调任中共辽宁省委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将近10年的时期内，关于他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站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和在思想理论上、实践上善于独立思考，敢为天下先的事迹，以及他离休后20年来，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文章，提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发人深思的观点，做一概括叙述，以飨读者。

　　反对“两个凡是”

　　最先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我党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还不到三个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便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并指示于同年2月7日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这个观点昭示全党和全国。“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坚决“照过去方针办”，执行一条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理论核心和行动纲领。这样，必然在思想上束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亿万人民的头脑继续被禁锢；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一大批干部、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的历史继续大倒退。

　　接连写下两篇战斗檄文

　　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这时他想到的是：“共产党人应当永远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有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将近一年前，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透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批判“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正式揭开思想大论战的帷幕。就在此文发表第三天，任仲夷着手撰写一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防止“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

　　(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

　　(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

　　(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

　　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

　　(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

　　(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

　　(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

　　(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正如《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作者李艳所说：“任仲夷的文章立意鲜明，主题明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当前理论上最大的拨乱反正，它必然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更大的解放，使人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更大更快的步伐’。”“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也许正因为如此，《光明日报》于9月9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于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任仲夷的又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极左谬论和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会上再次抨击“两个凡是”

　　还要补充的是，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还相当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吴冷西的文章，据说这篇文章，是在《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给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内容。将一个“电话内容”郑重其事地登在中央会议的简报上，是颇有意味的。他的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这次会议上，任仲夷对“两个凡是”再次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提出：“这篇文章确实代表了吴冷西等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同时指出，吴冷西的这篇作品，“极力摆出一副似乎是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样子，对别人采取歪曲、诬蔑的手法，把自己编造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例如，他硬说《人民日报》刊登的那篇文章“提出”对马列主义理论“都可以修改”，“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吴冷西同志自己编造的。接着，任仲夷对吴冷西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使他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彻底暴露。“凡是派”大概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以图最后一搏。就在这短兵相接的时刻，任仲夷挺身而出，迎头痛击。“凡是派”在中央会议上挑起的这场斗争，经过一个回合的较量就败下阵来了。

　　因此，任仲夷被公认为最先以大无畏精神，战斗在这场大论战最前列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之一。有书为证———在陶铠、张义德撰写的《真理标准讨论始末》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李艳在《再生中国》上卷中，将任仲夷和宋平、杨易辰称为“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张湛彬在其所著《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一书中也说：“宋平、杨易辰、任仲夷是率先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省委第一书记。”

　　为张志新昭雪

　　大智大勇踏禁区立场坚决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以极其惨无人道的手段秘密处死。

　　任仲夷于1977年3月调到辽宁，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正如《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的作者向明所说：“需要有相当强的党性，过人的胆识，果断的魄力。任仲夷作为中共辽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起了正确的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他为张志新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似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为“包产到户”开道

　　粤最早突破计划经济束缚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正如万里所说，原来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掌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胡耀邦接受他的建议，于1980年9月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万里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到了广东又如何？据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杜瑞芝回忆说：当时在广东，从上到下，对“包”字尤其是对“双包到户”确有一番争论。谁是谁非？谁也说服不了谁。大体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任仲夷调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仅三个月，他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

　　说到开放城乡自由市场，任仲夷在辽宁是抓得最早的。1979年，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他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因为新鲜事儿多，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任仲夷调任广东后，抓开放物价抓得很紧，到1983年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

　　创办经济特区

　　搁置大连特区南下担重任

　　鲜为人知的是，任仲夷具有“特区情结”，可以说，是创办特区的倡导者之一。任仲夷向来认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对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尤其是现代，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必然要落后。他回顾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快，搞了156项重点工程，就是由于大规模地利用了来自苏联的外资和技术；如果只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资金，“一五”期间就搞不了那么多的建设。由于任仲夷具有这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开放思路，他很想把大连建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特区，并于1980年7月向在辽宁视察工作的华国锋提出，理由是东北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大连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地理位置利于与日本、朝鲜、苏联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当时华国锋频频点头，看来有些心动了，但是他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他得回去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商量。此后，谷牧受中央领导委托，曾到大连考察创办特区的条件。后来中央认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因毗邻香港、澳门、台湾，华侨及在港、澳、台的乡亲众多，建立特区的条件更优越一些，决定先在这四个地区进行试验，大连建立特区的建议就搁置下来了。

　　正因为如此，当中央希望广东人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有一位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动改革，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最后选中任仲夷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心情异常高兴和振奋。他颇有一番抱负，决心在有生之年，利用有三个特区和把全省列为改革开放试验区的舞台，尽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多作一点贡献。然而，在任仲夷和广东省委“一班人”驾驶着这艘“先驱号”航船，刚刚启航，开辟一条前人从未驶过的航线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逆风千里”。故此，曾有不少人包括高层领导担心这个“新生婴儿”夭折。但是，具有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任仲夷，却能依靠省委领导班子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种种困难、险阻；在他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不到5年的时间里，为使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全国作先行一步的探索中，经受住了多次严峻的考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