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出国打工频频受骗 劳务输出无序缺乏监管

　　钟海明满怀希望地踏上出国“淘金”之路，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为出国工作，他举债一万多元，但在蒙古只打了三个月的零工就不得不回国。由于无钱还债，钟海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敢回家了，虽然他很想家，想念家中的妻儿；虽然他和家人就在同一个城市。

　　“黑中介”冒充大使馆参赞 150余民工梦断异国

　　钟海明是安徽肥东县众兴乡的村民。今年年初，过完年的钟海明正愁着出门打工的事，这时一位在城里做服装生意的同乡张继荣来村里，说要招募一批民工去蒙古国打工，保证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正愁打工无路，现在却有找上门来的出国“淘金”机会。消息一出，村里的乡亲们都非常兴奋，纷纷找张继荣打听具体情况。

　　钟海明也不例外，本来他打算去省城的建筑工地找点活儿干，一天挣三、五十元，现在突然来了挣大钱的机会，这不能不让他动心。“现在找活儿做不容易，张继荣经常从我们这里介绍人去日本打工，没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大家听她说说就相信了。”钟海明事后懊恼地对记者说。

　　和钟海明差不多，众兴乡的许多村民也都在张的游说下决意去蒙古“淘金”。最后，这些民工全部被介绍到合肥一家名为庐阳国际交流人力资源服务部，由这家服务部负责办理具体的出国务工手续。

　　钟海明告诉记者，该服务部的法人代表陶茂桥曾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说，自己是中国驻蒙古国的“武官参赞”，跟着他去国外干活肯定能赚大钱。按照陶的要求，民工们在每人交了14800元的出国费用后，与其签订了

　　据了解，此次被骗的民工共有150余名，已经分三批陆续返回国内。主要是合肥郊县的农民，他们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听信了陶茂桥的游说，到蒙古国去打工。

　　劳务市场鱼龙混杂 无序流动竟成监管“盲区”

　　民工被骗蒙古的事件发生后，安徽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迅速指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此事。经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无劳务输出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违规经营、涉嫌诈骗的事件。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此进行立案调查。负责外派劳务管理的安徽省商务厅也积极协调，将滞留蒙古的70多名民工接回国内。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农村劳务输出大多是“亲帮亲，人带人”的不规范流动，且这样的流动游离于政府的日常监管之外，因此有关部门只能靠提醒的方式让民工加强自我防范，避免上当受骗。但很多民工反映，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和信息不通，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防范劳务风险，即使知道，也因为在劳务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很难有效实施自我保护。

　　被骗往蒙古国打工的农民王防正对记者说，现在农民打工主要靠亲戚朋友介绍，这次去蒙古就是通过一个常来本村招工的人介绍的。因为是熟人，而且这个人以前介绍的活儿也不错，所以大家都很相信。当记者问他签合同前是否查验了中介组织的相关营业执照和资质时，王防正连声说，“我哪里懂这些。”

　　很多民工在调查中告诉记者，他们平常基本不读书、不看报，更别说上网了，所以很多外出务工需要掌握的常识根本不知道。他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尽快出台和完善相关制度法规，规范劳务市场，从根本上杜绝侵害他们权益事件的发生。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处处长汪杰告诉记者，民工被骗蒙古的事件，典型地反映了目前劳务输出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他说，现在针对农民工的劳务市场多为个人开办，信誉低，对进入市场的招工单位资质审理不严，导致一些不法中介机构混迹其中。他说，安徽每年经过劳动部门批准的、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只占10%-20%，大部分民工是通过投亲靠友、以老带新的方式，或由劳务“经纪人”等没有资质的中介者介绍出去的。

　　我国劳务出口中类似的无序流动现象在不少劳务输出省份都存在。江西省的抽样调查显示，2004年，该省外出从业人员中，92.75%是靠亲属、朋友和个人找到工作的。辽宁省的统计资料表明，有关部门及乡镇村培训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比重仅为2%。自行外出和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老乡带领的高达89%。甘肃省劳务输出中，靠亲友介绍外出的高达86.7%，自发外出务工的占6.8%，而政府有组织输出的只占6.3%。

　　汪杰说，这种熟人介绍的方式很容易让民工放松警惕，忽略一些法律细节，并且其所介绍工作的质量也很难保证。而这些从事劳务介绍的个人或机构由于没有在工商、劳动等相关部门登记注册，所以游离于日常管理之外，由此造成诸多隐患。由于这些机构或个人是劳务输出市场监管中的“盲区”，往往是出了问题后有关部门才被动地监察，因而对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

　　“出国劳务”民工损失大　规范劳务市场政府有责

　　记者了解到，为了这次出国，民工们大都借了五千到两万元不等的外债。他们回国后，债主得知了消息便纷纷上门追要借款。为了躲债，不少民工有家难回，钟海明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交出国费用，钟海明借了一万余元的外债，现在无钱还债的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敢回家了，只靠在省城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挣四、五十元钱度日。而这点钱对于身负万元债务的他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我很想家，可是现在却有家难回。”钟海明无精打采地说。

　　采访中，不少民工告诉记者，这次出国总共花去了他们每人近两万元，而这些钱相当于他们在国内三年的打工收入。他们现在最希望有关部门能迅速查处这个“黑中介”，替他们追回损失。“要不然，我们今后三年的活儿都是白干啊！”一位民工愁容满面地哀叹道。

　　据了解，由于目前对民工劳务转移进行组织协调与管理分散在多个职能部门。多头管理往往造成各自为政，难以有效衔接形成合力。因此，劳务市场的规范更多的是靠民工自我保护，有关部门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

　　安徽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监察处的汪杰处长说，农民工就业通过劳动部门的非常少，因此很难掌握情况。此外，在民工劳务输出管理的职责与权限方面，有些问题牵涉到其它部门，劳动部门想管但又管不了。

　　安徽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吴贻敬处长表示，虽然商务部门管理部分外派劳务合作，但仅限于管理好有资质企业的劳务输出工作；社会上的中介或个人非法输出民工，则超出了他们的管辖范围，他们只能建议民工加强自我防范。

　　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黄家林律师认为，农民工权益受侵害，是因为对相关的法律知识不了解。从这个角度看，加强宣传，提醒民工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显得很重要。但他认为这并非治本之策，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承担起责任，尽快建立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规范劳务流动，净化劳务输出市场，这才是确保民工利益不受侵害的长远之计。他还建议政府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农民工劳务输出事宜。

　　黄家林律师说，应尽快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理顺各部门的管理职能，使劳务输出的各环节能有效衔接，并有严格的规范保障。如村委会作为源头，应细致地对本村外出打工村民的流向情况进行登记；工商、劳动等职能部门作为中间涉及部门，应加强对劳务违规行为的查处等，这样各环节互相协调、共同努力，才能规范劳务输出。此外，还可以通过在城市设立民工就业超市的办法，安排劳动监察、劳动力转移办公室等部门在市场内设立常驻工作室，职能前移，对农民工和用工单位双向负责，对信息发布、劳动合同签订和工资发放等事项进行事前监督，在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率的同时，减少因劳动纠纷导致的农民工受骗、上访和其它恶性事件的发生。(完)记者：葛如江、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