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②严峻考验中据理力争勇开改革船

　　□张敬东

　　追忆任仲夷

　　昨天，为纪念任仲夷同志，本报转载了广东《秋光》杂志2004年刊登的长篇通讯《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前四部分，引起读者强烈关注。本报将继续刊登下文，敬请垂

注。

　　5、上任一个月即遇“调整”

　　“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特区，是中央的重要决策。这么重要的政策，不宜朝令夕改，轻易改变。”

　　面临考验，任仲夷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调整仍是为了发展最严峻的考验之一是在形势突变时，能够审时度势，据理力争，赢得在面临调整的处境中勇开改革船。

　　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调整和稳定经济。准备压缩基本建设，对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干预。此时，走马上任才一个月，就面临这种严峻局面，不能不令任仲夷思潮起伏，心情复杂。如何处理好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他思考了许多，在笔记本上写道：“党中央在大好形势下及时看到了潜伏着的危险，并采取了消除这种危险的果断措施，这是十分正确的。‘潜伏着的危险’好比航道上的暗礁，必须排除或绕过去，这也许要走点曲折的路，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是决不能动摇的。在风平浪静的海面，可以千船竞发，而在大风大浪来临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水手，才能把船只坚定地驶向目的地。”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作了四次发言，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极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认识与意见：“我希望中央和国务院在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强调把经济搞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以免使干部和群众误以为政策又‘翻个’了。政策总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就是‘折腾’，就会引起波动和造成损失。我认为这是应当防止和避免的。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工作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果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我们有些部门的干部，本来就习惯于统死，一阵风退回去，那是很容易的。所以，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他说：“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片面性，我认为：第一，应当划清界限。该集中的要集中，要搞活的还要继续搞活，要有个界限。……第二，应当继续强调给企业和生产队以必要的自主权，给各级以必要的办事权。……第三，希望政策保持相对的稳定和连续性。……我们最担心的是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能不能搞下去。”

　　图：任仲夷和夫人王玄今年9月出席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广东省暨广州市颁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大会。蔡惠中/摄

　　图：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他在引用中央文件对广东财政实行包干制度，暂定五年不变的政策规定后，列举出对中央拨款“有关部门就说广东的财政包干了，没有广东的份；在增摊财政任务的时候，又不承认广东的包干了，说广东不能例外”的具体事实，诚恳地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特区，是中央的重要决策。这么重要的政策，不宜朝令夕改，轻易改变。我们希望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能支持和维护中央的这个政策。”显然，任仲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据理力争”的是，要维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维护中央政策的严肃性，使之“取信于民”。

　　随后，在1981年1月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一封四名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他说：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据此，任仲夷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他在同年1月16日广东召开的党代会上强调指出：“实行调整，并非意味着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取消。”“我们一定要把调整同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很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他特别提出“在七个方面不是要退，而是要更快更好地前进”，也就是要“七个狠抓”，即狠抓农业，狠抓能源、交通和轻工业，狠抓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狠抓外资的引进与利用，狠抓劳动就业，广开生产门路，狠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工作，狠抓市场和人民生活。“总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调整，退够站稳，扬长避短，使广东的经济更稳定、更健康、更活跃，做到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生活提高，迎来更大发展的新局面。”后来，任仲夷向中央汇报说：“从去年初以来，在贯彻调整方针的过程中，我们注意了全面理解中央的政策，注意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强调把实行调整和广东执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统一和搞活经济统一起来；把某些方面的‘退够’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前进统一起来。这样做防止了走回头路，防止了把经济搞死，防止了松劲情绪。上半年全国经济下降，但广东的经济从年初开始，逐季上升。”实践证明，以任仲夷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理解中央的调整方针，并在执行中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完全正确的。

　　6、“我还差点过不了关”

　　面对多方意见，任仲夷等坚持实事求是，主动承担责任

　　“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最严峻的考验之二是在1982年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用任仲夷的话来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当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政治局某常委看到中纪委的一份报告，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陈云同志在报告上写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并且认为，中央纪委的报告反映的问题，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必须极端地重视，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广东当然首当其冲，是重点之重点。

　　同年2月，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广东。在会议印发的几个文件中，有一份非常耐人寻味的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本来，走私同实行特殊政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人并不是这样看。而且，早在1980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提出坚决打击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省委又两次组织了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这样，便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来，对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和创办特区，一直就存在着争论，其中有一个论点，就是当时曾有人竟把办经济特区与帝国主义用大炮将我们的国门轰开，强行在中国搞的租界相提并论，甚至画上等号。现在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发这样一个文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任仲夷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在研究处理走私问题的政策时，任仲夷、刘田夫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划清政策界限，并主动承担责任。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否定了中央个别负责人提出的要从严处理一批人，以儆效尤的主张。

　　然而，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讲得非常尖锐，譬如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任仲夷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不能笼统地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又有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任仲夷和刘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还有的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该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任仲夷找了胡耀邦同志汇报说：“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7、惟一一次向中央写检查

　　广东形象在全国被歪曲，任仲夷等省委领导面临不小压力

　　“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的观点”

　　两省座谈会结束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任仲夷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

　　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任仲夷明白主要是说他），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任仲夷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第二天，他俩再度赴京。当晚八时许，耀邦等领导接见了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耀邦等中央领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任仲夷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仲夷一一做了解释。还有一位中央领导也讲了话。任仲夷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任仲夷对下面严加管理。最后，耀邦对任仲夷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查。第二天，任仲夷先将检查征求刘田夫意见，然后送给耀邦。耀邦看了两遍，说可以了。任仲夷说，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他说，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惟一的一次自我检查。任仲夷和刘田夫这次进京，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这些干部用“二进宫”这个词，与京剧“二进宫”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指两次进京，并且两次都受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同时通知到会的还有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会议期间他在仲夷耳边半开玩笑地悄悄说，开了两天会，我才明白，原来福建是“陪绑”的。意思是两省座谈会上批评的主要是广东，福建来是做“配角”的。

　　也就在这期间，谷牧副总理到广东来考察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及创办特区的情况和经验，当他见到任仲夷时，第一句就说：“仲夷同志，现在人家对广东议论纷纷啊！”确实，当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可见，当时广东省委的压力是何其大！（未完待续）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