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时评：知识分子过劳死制度异化是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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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５年内，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有１３５位教授死亡，他们的平均年龄为５３．３岁。据报道，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５８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１０岁（据《北京晨报》１１月１７日报道）。

　　卡尔·马克思曾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创造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异化”所作的生动描述。知识分子过劳死，何尝又不是一种人的“异化”？他们的科研成果或许是充满智慧、是美的，但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实际上是回到了“野蛮的劳动”，是多么的“愚钝和痴呆”。

　　提到过劳死，就不能不提到日本。如果说在日本，过劳死是国际竞争、企业生存竞争转嫁给劳动者的结果，是资本在人身上的具体异化。

　　那么，谁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的罪魁祸首呢？知识分子不断自我加压、健康意识淡薄，其实都是表面原因。在中国的高校，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和研究出特定数量的成果，往往与教师的基本待遇挂钩。于是，做学术、写论文，就像一场冲刺，必须在４０岁前评上教授，必须在一年内发表多少多少篇论文，这一切，最后都促使知识分子进行永无尽头的科研、毫无节制的写作和丧失理智的思索。

　　若要说日本人是“经济动物”，那么，那些过劳死了、或者即将过劳死的和正在过劳的知识分子，他们则是“论文动物”、“科研动物”。

　　然而，更令人悲哀的是，现在的论文、科研质量每况愈下。他们过劳死了，却并没有“重于泰山”。

　　编辑：韦怡 作者：萧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