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任仲夷：学者型领导人敢为天下先

　　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③

　　张敬东

　　前昨两天，为纪念任仲夷同志，本报转载了广东《秋光》杂志2004年刊登的长篇通讯《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前七部分，读者反响强烈。本报今天将刊完全文，敬请垂

注。

　　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任仲夷风趣地对谷牧说：“我只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为‘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

　　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领导会议，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的话他都没有传达

　　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广东省委于198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用15天时间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任仲夷在会上传达两省座谈会精神，因为有胡耀邦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他都没有传达。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广东省委也没有采纳。因为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他要求广东各级领导：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成就。在这期间，他还果断地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任仲夷在这次会上，对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16字方针，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管越活，越活越管”的24字方针。也就是在这期间，任仲夷还提出了著名的执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而任仲夷在这次会议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在代表省委作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结果，广大干部担心出现的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人心惶惶、“杀气腾腾”的状况并没有出现，而是保持着“热气腾腾”、“朝气蓬勃”的局面。任仲夷风趣地对谷牧说，我只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为“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任仲夷这样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并在打击经济犯罪与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改革者永远是年轻

　　左眼患病，右耳也背了，他却笑曰：“我的眼睛‘一目了然’，耳朵‘偏听不偏信’。”

　　任老主政五年为广东日后的腾飞，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小平同志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当然都看了。任仲夷向他汇报工作过程中，他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任仲夷记得最清楚的是，小平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方针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广东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任老回顾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任老还深情地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定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有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到过最多的地方就是广东。小平同志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任老还说：习仲勋、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提广东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

　　就这样，在任仲夷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非但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改革开放被夭折，而是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兴旺的时期，并为广东和特区日后的腾飞，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曾几何时，在广东的珠三角涌现出了举世闻名的“四小虎”。同时，因为广东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势头，而且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十足，在国际上也普遍看好。在1989年1月英文版《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题为《亚洲第五条龙》的文章称：“在中国，广东的发展总是名列前茅。”“继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朝鲜之后，广东正有希望成为亚洲第五‘小龙’。在向其目标奋发前进的过程中，广东正变得越来越与众不同。”

　　“万户安居乐业日，谁知多少不眠时”。任仲夷在为革命事业工作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涯中，从不知道什么叫因病休息，更从未住过医院。然而，来广东后的第三年，在超负荷的工作下，在常常是顶着压力、排除干扰、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奋斗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中，病魔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任仲夷心胸豁达，在当年生病先后割去了胆囊和五分之四的胃之后，他富有幽默感地笑道：“我现在‘浑身是胆’，‘无所畏惧’了！”近几年来，任老的左眼睛患黄斑症，已经不能看书，只能利用放大镜，用一只右眼看；他的右耳也背了，只有左耳这一边听得清楚。据此，任老笑曰：“我的眼睛‘一目了然’，耳朵‘偏听不偏信’。”这确实是革命者、改革者所特有的乐观和豁达，“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改革者永远是年轻”！

　　提出两个调节结合论

　　“社会主义生产既然是为了满足人民和社会的需要，那么，计划就必须考虑市场情况……”

　　有学者说，这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第一次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讨论生产目的问题的一个重大成果

　　1979年8月25日，任仲夷在辽宁省第五次党代会上提出：“改革经济体制，把经济工作做活，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国家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必须在实行计划调节的同时，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运用市场调节的作用。”同年12月6日，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会上，任仲夷在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长篇发言中说：“通过这场讨论，要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既然是为了满足人民和社会的需要，那么，计划就必须考虑市场情况，认真进行市场调查，不仅要调查省内国内市场，还要调查国际市场；要充分地正确地发挥国营企业的计划外生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个体生产、集市贸易等经济形式的作用；要充分地正确地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去影响和调节市场；所谓市场调节就是由市场供求变化调节我们的生产，供求变化会导致价格的上下波动，因此市场供求调节实际上是价格调节，所以我们的生产必须十分注意价格问题，等等。“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提出，应该说，这是任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一个贡献。

　　任老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来强调实行计划经济，强调高度集中统一；通常都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还因为，就在任仲夷提出这种“两个调节结合论”前五个月，陈云的讲话还强调“计划经济为主”。他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中央的“红头文件”上，长期以来的提法也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任仲夷的“两个调节相结合论”，得到理论界的赞扬和邓小平的肯定。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胡耀邦在党校的得力助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起了突出作用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第11节《经济学上的拨乱反正》中写道：“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一场有重要意义的讨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特别要指出，任仲夷的讲话提出了‘通过这场讨论，要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的意见……据我所知，这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第一次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讨论生产目的问题的一个重大成果。”著名学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教授认为：“在广东，当初搞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很快发展，首先是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先行，并且能贯彻始终。在这方面广东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卓炯，一位是任仲夷。”说到任仲夷，童大林指出：“在他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及离任后，一直强调价值规律这个商品经济的核心，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1980年1月16日和1987年2月6日，先后在不同场合讲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找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合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在全国率先带头“抓富”

　　“‘越穷越革命’是有道理的。但是，‘越革命越穷’，就不对了。”

　　改革开放以来，任仲夷敢为天下先，对于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有一系列独到见解和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在辽宁和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任仲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为天下先，在理论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辽宁时不但敢于在全国率先带头“抓富”，而且非常鲜明地把革命的目的归结为“由奴变主”、“由穷变富”8个大字。（他认为，“越穷越革命”是有道理的。但是，“越革命越穷”，就不对了。）这样简练、准确、明了、通俗地概括革命目的，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如此简单明了地表达过的。这种概括，和后来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对中国革命两代领导人赞扬的话“毛泽东领导我们站了起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富了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他对于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有一系列独到见解和举措。他提出坚决维护正确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要让别人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阴晴圆缺，一天一个样”；他提出对中央的政策要用准用足用活；他提出改革就要突破不合适的陈规旧制；他提出“变压器”说，主张下级单位在执行上级的政策和指示时，不能仅仅起“漏斗”那样的作用，而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改变；他提出允许“变通”，不许“变相”。

　　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及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是这个意思。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

　　“变相”则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两者的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到广东后，为闯出一条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新路，他提出讲求“三真”，即“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他提出更加“三放”，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他提出遵循“三顺”，即“顺路”，就是顺乎党的正确路线，“顺心”，就是顺乎民心，“顺手”，做到顺路、顺心，工作就一定顺手；他还提出反对“三特”，即反对搞特权、特殊化、特殊党员。并且，为落实这种种要求，广东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可见，任仲夷善于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指导方针，提出他的政策观点。正如童大林教授所说：“他和广东的其他党政领导一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下，大胆探索，积极试验，敢于把上级制定的政策、计划以及领导人的指示等等，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正是有了思想解放和自主发展的优势和条件，珠江三角洲这片土地上才有可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新观念、新作风的干部和群众，才会出现今日你追我赶、各显神通的热闹景象。”

　　对指示不是照抄照搬

　　“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这一点，要做到更不容易。”

　　对上级领导的指示和讲话，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更加难能可贵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政治家，任仲夷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人云亦云地重复上级领导的指示和讲话，而是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大家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的名言，这对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任仲夷根据这一观点补充说：“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客观规律却是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去发展，就没有道理了”。

　　任仲夷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经常在文章、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遵循客观规律求发展。他在1980年提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看“三个有利于”和最根本的是要符合“两个规律”的论断，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最根本的主要是看是否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也是在1980年，任仲夷在阐述“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团结起来”的时候，就极有说服力地强调指出，要团结反对过自己而又反对对了的人。任仲夷说：“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我觉得，做到这一点是很必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能够团结反对过自己而又反对错了的人，说明胸襟是相当宽阔的。但我认为，还应该补充一点，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这一点，要做到更不容易。因为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证明自己本来就是正确的，团结他们，更显出自己的‘伟大’。而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证明自己在某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不是一贯正确，一贯‘伟大’的，这要有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要有更加博大的胸襟才能办到。毛泽东同志晚年之所以犯错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团结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尤其是不能容忍那些反对过自己而又反对对了的人，如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总的来说，毛主席是伟大的、英明的。我们比毛主席差得很远很远。但在团结同志这一点上，可以吸取毛主席的教训，做得更好一点。争取做到不仅团结反对过自己而又反对错了的人，而且团结反对过自己而又反对对了的人，使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思想型的优秀领导人

　　“对于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从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抵触和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

　　这是因为他酷爱读书，见多识广思想解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特别是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称任老为“思想型、学者型的优秀领导人”。这是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他之所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做出诸多成就，创造出许多令人赞叹的业绩，是因为他酷爱读书，见多识广，思想解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特别是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任仲夷在具有革命传统和进步思想的教授云集的中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系。他在这里受到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他养成追求真理、敢于探索的精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后，1943年冬他调到北方局党校整风，在被“抢救”、“软禁”以后的时间里，他继续刻苦攻读马、列，用任仲夷的话说，“我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并通读了《列宁全集》”，这使他进一步加深和提高了理论基础以及鉴别是非的能力。是因为他有丰富的革命阅历和从政经验。他经过白色恐怖和长期经历严酷战争的生死考验，是个经过枪林弹雨、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为人民事业可以置个人得失和生死于度外。1943年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他搞“车轮战”———轮流对他进行昼夜盘问、逼供。这次初尝“左倾”的苦果，使他对“左毒”有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亲身体验到“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对党、对革命、对干部、对群众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抵制。正如任仲夷自己所说：“也许是由于‘抢救’运动在我心上的烙印太深吧，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从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抵触和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是因为他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把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说明和解决重大问题。

　　“实践出真知”，“敢为天下先”，任仲夷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人。因此，任老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尤其在任老工作过的地方，那里的干部、群众对他十分崇敬和爱戴。在哈尔滨市，人民怀念任仲夷当市委第一书记、吕其恩当市长的“任吕时代”，“满城百姓赞任公”。他在辽宁工作三年后调离，辽宁人民感激他、怀念他，站在“南山日夜盼归舟”。他在广东，“不仅他在位的时候，就是他退下来了，时候越久，人民对他越尊敬，就像美酒一样，时间越久越香醇”！

　　（全文刊完，本报有删节）

　　图：虽已离任多年，但在广东人民心中，任老至今仍有很高威望。魏辉 摄

　　撰稿人注：本文的资料主要选自向明著《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谨向向老师致谢！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