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背后的《随想录手稿本》

　　“相对于由冰冷的铅字印出的定稿，作家的手稿保留了许多作者修改过和社会机器过滤掉的信息，它们虽然芜杂，却更接近于作者的原初思想，反映了作者心迹的真实变化，是一个更有诱惑力和思想价值的文本。”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博士开始比较《随想录手稿本》 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和最后定稿出版的《随想录》。他发现巴金曾在不同时

期里，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随想录》进行过大量修改。

　　《怀念老舍同志》

　　《怀念老舍同志》收录在《随想录》第二册《探索集》里，1979年12月15日写完。巴金对这篇文章的删改，甚至使一篇文章出现了两个内涵不同的文本，同发表出版的稿子比较，手稿中表达的思想更为丰富和尖锐。

　　如在谈到老舍“文革”中的遭遇时，巴金初稿跟修改后的稿子有很大差别，初稿是这样写的：“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到北京市文联开会，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里他受到拳打脚踢，人身侮辱，促成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十几年来，他呕心沥血百般歌颂我们的新社会，可是就是这个‘如此美好’的新社会让他横遭凌辱、悲惨死亡。”

　　也许觉得不恰当，在后来的定稿里，“促成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悲惨死亡”这些话变成了“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专政的对象”。

　　按照手稿恢复被巴金删去的这些文字，我们会发现在这篇文章定稿中并不明朗的一层意思，变得十分明朗：巴金对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所走过道路的反思，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改造的质疑。当时人们习惯把一切罪名都推到“四人帮”身上，而从巴金的话语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四人帮”迫害老舍的控诉，造成老舍的悲剧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总是不信任呢？”

　　我有权根据宪法保卫自己的权利

　　在写《随想录》的时候，为了获得通过和发表，谨慎的巴金经常是自己首先删掉一些敏感词汇，让文章尽量不“刺眼”。可即使是这样，他原本删改过的文章在见报以后也会被编辑删改。其中，有因为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环境而删除的。比如《二十年前》删掉的倒数第二段：“我应当维护宪法，我也有权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

　　在手稿上有但在出版成书时被删掉的还有这样的话——

　　《真话集》中的《十年一梦》里一段话：“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无条件地重复，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

　　《随想录》有个渐进的过程

　　在《随想录》的写作过程中，巴金的思想不断变化，但他的总体思路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多时候，巴金采取的是容忍和理解，等待大环境容许时再表明自己的态度。

　　比如《随想录》第五册《无题集》中的《人道主义》一文，巴老是借着邓朴方的文章才发表自己的看法；《怀念胡风》的文章也是在胡风逝世以后，等评价胡风问题的好时机出现以后，才拿去发表。

　　有人说《随想录》是个人话语与官方话语的混合体，这个结论大致是对的。在《随想录手稿本》中，可以看到巴金不是无所顾忌在发言，他的许多话到了嘴边还是留了三分的，在谈论那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话题时他要么吞吞吐吐，要么是在手稿上一改再改，而与现实问题距离较远的话题，他不但写得顺畅，而且修改得也少。（《南方周末》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