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专家学者热解“新农村”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么，这个“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应该如何建设？在11月11-13日举行的“中国农业发展大会———2005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形势报告会”上，各方专家学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全面的解读———

　　热解“新农村”

　　本报记者王慧峰

　　建设新农村，“现在是最好的时期”

　　“当前加快新农村建设正面临着重要的机遇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的语气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他肯定“现代农业的建设，现在应该说是最好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项任务中，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尹成杰向记者分析到，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去年人均GDP达到了一千美元，这就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三产业反哺农业的力量明显提高了。我国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85%，城镇化水平超过了40%，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

　　我国公共财政职能的能力进一步增强。2004年全国财政总收入达到了2万6千多亿元，是1990年的8.9倍，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有了财力的保障；

　　建设新农村已经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我国部分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在浙江、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二元经济体制有了很大的突破，现代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相当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农村率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些地区在实践当中探索了一些措施和经验，为我们建设新农村和建设现代农业树立了好的样本。

　　尹成杰指出，根据当前的一些情况来分析，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且当前的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是进入新阶段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他表示，由于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多予少取放活”、“两减免、三补贴”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是农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取得了战略性的进展。根据农业部综合分析，今年我国四大主要粮食品种全面增产，预计粮食总产量可望达到9600亿斤；二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增收结构进一步优化，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农民工资性的收入为52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6%；三是农村各业平稳进行，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随着去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品种的收购和销售完全放开，我国农产品完全市场化。同时，农村的各项改革也在继续推进。

　　新农村建设要破除“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农村经历了以人民公社运动为重要内容的一个新变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场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新变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非新提法，从字面上似乎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将此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则蕴涵了太多新的意义。

　　许多专家在解析“新农村”时都指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式，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进而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

　　“我最近在河北玉田搞调研时，当地农民说城里物价上涨、房租贵了，我们进城不合算。农村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们也不出去。”在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用全新的理念看待城乡统筹这个观念。他向记者表达了他对“新农村”的理解。

　　丁力指出，我们过去谈解决“三农”问题，有一种倾向，认为在农民、农业、农村内部解决不了，非得在城市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盲目的推进城市化，认为只要把城市搞大，农民转进去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城乡统筹。实际从世界各国的规律来看，有很多不成功的例子：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城市化率很高，但并没有解决自身的‘三农’问题，南美、印度等地城市也很大，然而贫民很多，也没有根本解决。因为农民素质不高，城市的就业机会不多，农民进去以后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丁力说，“把农村建好了，农民不一定都往城市里跑。看城市能不能提供好的就业机会，要看农民的意愿，而不是盲目的转移。”

　　“现在都讲城乡统筹。城乡统筹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一是要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的发展差距。第二是要统筹城乡,提高城乡的居民收入水平。第三统筹安排财政收入，向农村倾斜。第四统筹农村金融配置，增加农村信贷。第五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第六是统筹城乡居民的国民待遇。第七是统筹城乡卫生教育和文化发展。”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直言，目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十分突出，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他举例说，比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比是2.1∶1，2001年是3∶1，2003年是3.2∶1。从这个数字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系列方针，即农村、农业的发展不在农村和农业自身，必须在各级政府实行统筹发展的方略，这样才能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

　　“我们经常听到国外有一些评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为什么？就是城乡之间的规划没有统筹，规划部门在长时间内没有考虑到农村的规划。”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给记者总结了现在农民收入跟城镇居民收入仍有的四个“不平衡”：一是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平衡；三是区域之间的农民收入差距不平衡；最后是农民内部的收入不平衡。这些问题中，最大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张红宇认为，如果我们再不搞城乡统筹，而任由城乡之间再这样分割发展的话，10年、20年以后，我国的城乡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他指出，城乡统筹就是要通过城乡之间的互动，在规划、产业、要素流动、市场构建，甚至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统筹，“这一系列的统筹，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林毅夫：建设新农村启动农村市场“目前我国惟一一项没有真正启动的便是农村消费。收入低和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成为限制农民消费的两大原因。”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不久前的一个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中央提出“

　　身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林毅夫，1999年第一次提出“新农村运动”的概念，当时他撰文指出：“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如今他的这个建议被列为了中央“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之首。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经历了这6年来一个高速增长循环之后，又将面临着与当年相似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而“新农村运动”将成为缓解这种压力的突破口。

　　林毅夫认为，在“十一五”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比货币政策有效，很可能从明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它同时会创造很多消费需求出来。“这是个‘一石数鸟’的政策：可以启动消费，可以启动需求，可以解决城市里面的通货紧缩、生产过剩。同时在农村投资搞基础设施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根据他的判断，“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投入一块钱至少有九毛钱变成农民的收入。”

　　林毅夫指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并不矛盾。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小城镇是没有吸引力的，把经营小块耕地的农民集中居住在远离劳动场所的小城镇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实现城市化尚需走很长一段路，在此之前，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必然的选择。“只有农村的生活也能够现代化，我们才能够说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

　　农村振兴的根本力量在农村

　　“新农村”的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被提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热说的“新农村”，应是农村深入综合变革的一次新的重要探索。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11月12日举行的第三届

　　“农村的振兴最根本的力量是在农村。”尹成杰指出，建设新农村要大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我认为建立现代农业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农民素质问题。通过提高素质来实现富裕，农民提高素质了，有了增收的技术了才能富裕。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来振兴农村”。据他介绍，农业部实行“阳光工程”计划，加大了对转移出去的农民的培训力度，今年农业部门对三百万转移的劳动力实行了培训，“所以我们要建立培训的机制，把知识传授给农民。农民有了知识和技术，我们的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才能有队伍保证。”

　　<图片说明>=

　　<原版式>=

　　<日期>=2005.11.21

　　<版次>=3

　　<版名>=深度报道

　　<栏目1>=

　　<栏目2>=深度报道

　　<标题>=专家评说新农村

　　<作者>=

　　<正文>=　　陈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新农村，是一个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的伟大革命

　　不论我们说多少遍“三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仅仅在“农”字上做文章，永远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所说，我们得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来看待“三农”问题。我们所面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的伟大革命，是打破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手工劳动、缺乏分工以及生态脆弱等诸多问题下的新农村建设。

　　柯炳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现代农业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物质基础

　　现代农业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物质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现代农业建设的话，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缺乏一个基础。因为现代农业建设说到底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手段。新农村建设是要解决农业问题，就是农产品的数量和农产品的供给质量问题，包括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三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黄守宏(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司长)：

　　通过培训，将农村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变为财富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考虑我国在发展工业化道路当中，不能走拉美国家走过的道路：先繁荣城市，不重视农村，结果农村的劳动力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那么新农村靠谁来建？农民。这里就有一个用现代的科学知识来武装农民和提高素质的问题。我国资源短缺，人口又在增加，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认为就是在数量众多的农民。如果我们能够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就能把现在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本或者是财富。

　　(王慧峰)

　　<图片说明>=

　　<原版式>=

　　<日期>=2005.11.21

　　<版次>=3

　　<版名>=深度报道

　　<栏目1>=

　　<栏目2>=深度报道

　　<标题>=我国粮食安全仍存在一定隐患

　　<作者>=本报记者王慧峰

　　<正文>=　　“粮食安全的问题始终不可忽视。”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的这句话道出了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担忧。他提醒说，我国的粮食安全要从人口多、消费量大、国际市场无法保证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出发考虑我们的粮食战略。

　　在刚刚结束的“2005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形势报告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在肯定“中国的农业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解决了世界上最大多数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的同时，也都认同了这样的判断：尽管当前我国的粮食生产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根本性转变，保证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但仍存在着一定的隐患，现在看来潜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尹成杰心里有一笔比谁都清楚的账：我国一年粮食总的消费量是9800亿斤，比照年产最高年份的9600亿斤收成，仍有200亿斤的缺口，这个缺口就需要动用库存来弥补。他说，我们库存最高的时期达到了5000亿斤，现在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库存也在减少。“因此现在强调粮食安全，应该是着眼长远，着眼未来十年或者是二十年。”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表示，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的过程。我们现在对农产品的需求是高产高效，一方面是绝对数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对质量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认为，如果按照低水平要求的话，粮食安全问题不存在挑战，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再按照低水平要求，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从这个意义上讲，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的要求和挑战更严峻”。

　　尹成杰指出，现在影响粮食安全最突出的因素是耕地面积的减少。统计表明，2004年同1998年相比，我国的耕地减少了1.08亿亩，平均一年减少1600万亩，速度是非常快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耕地减少的趋势应该说是不可逆转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始终是我国面对的严峻考验。“所以粮食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藏粮于库，更重要的是要藏粮于地。”尹成杰说，近几年国务院下发了保护耕地的文件，提出了实行严格保护耕地的制度，特别是对基本农田，不允许随意占用。但是尽管如此，有一些地方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和开发区的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方面仍然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而且在耕地的使用上浪费也比较严重。

　　“有限的资源怎么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需求，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是耕地问题，还有水资源的问题。张红宇表示，我们现在的耕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仅是1.41亩，低于世界水平一半以上，我们去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两千立方米，而世界人均占有量是八千立方米。这个状况怎么能支撑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态势？人增地减水减，这个矛盾怎么克服，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依靠我们现在有限的耕地和水资源，来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供给，压力非常大。“基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基于我国的资源状况，基于我国在全球占的份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起中国人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