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选登：老板学“国学”与个体良知的重建

　　□郭松民

　　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专门为老板们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企业老板来此“闻道”，学习的书目有《四书》、《道德经》、《庄子》等（11月20日红网）。在我看来，虽然我们不能对老板们学国学的效果抱有过高的期待，但如果此举能够成为启发他们良知觉醒的第一步，那还是值得肯定的。

　　近年来，中国一些社会财富拥有者的许多行为超越了社会容忍的底线，比如制贩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挥霍浪费、虐待劳工、荒淫无耻等等。这不仅使他们无法获得与其财富地位相称的社会尊重，而且也诱发了所谓“仇富”心理，使他们自己也丧失了安全感。

　　某些老板为什么会如此肆无忌惮呢？原因很多，个体“良知”制约的缺失，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良知”是一个独特的内在制约机制。孟子认为，人性中有一种天赋的道德能力和道德知识，就是“良知”。良知不仅回答了“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还回答了“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良知对人的制约主要表现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责备，使人产生种种不安的情绪，只有当恶习因受良知的启迪而被放弃之后，心里才会出现新的平静与安宁。

　　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良知的处世态度，几千年来对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民间口头语中的所谓“天地良心”、“问心无愧”、“良心发现”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老百姓重良心的感受，愿意自觉服从良知的启迪和约束的心理事实。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及其他复杂的原因，中国良知的传统渐渐被遗失了。一些老板的恶劣行为，可以说是这种遗失的后果。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北大听几天课就能重建这种传统，但他们至少表现出了愿意亲近这种传统的愿望，这总比他们热衷于去钻研“厚黑学”要好吧？

　　真正制约老板的行为还是要靠法律和制度。但要知道，再完善的制度，也会存在缝隙和灰色地带，在这些地方，就需要靠良知来发挥作用。

　　希望老板们在学习中能够真正有所觉悟，而不要把它作为一种新花样的炫耀性消费，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后的为人处世当中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最推崇“身体力行，表里如一”，最鄙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