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时期。当时党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胡耀邦的名字正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为这场变革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代价。

　　缅怀伟人，重温史实，我们更加看重一种时代传承的必然。基于此，携心香一瓣、历史一页，亦可见微知著，更加热烈地促动今天加快体制变革、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车轮。

　　谨此编发本刊评论员文章的同时，我们一并刊出约请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龚育之撰写的文章《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以示对胡耀邦同志的纪念。

　　——编者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伟大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他的名字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改革时期联系在一起的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本刊评论员/文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提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收到报社理论部送来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大样。

　　原来，1977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具体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77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文章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此文在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一个指责电话。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后，《红旗》杂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红旗》总编辑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任的另一位《红旗》总编辑也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一位老同志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过程，但他是坚定地支持胡耀邦的。5月30日，邓小平让胡乔木等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对起草者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23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邓小平这次讲话态度是鲜明的，但是没有直接点名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所以，“凡是派”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没有停止。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评，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另走新路。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平执掌最高权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也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它炸开了坚冰紧固的航道，就在这一年的12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郭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取代了郭玉峰，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500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针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中国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 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通过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耀邦看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这两个文件的草稿，在讨论这两个文件草稿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胡耀邦比当时很多人要深刻。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

　　在今天看来，“包干到组”、“联产计酬”是很正常的事，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却一直被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个文件中还是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责难，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经“装膛”。

　　四川省则不怕，在逆境中大力推行安徽的做法，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报道。胡耀邦还说“要吃米，找万里”，表示对万里的支持。

　　万里在安徽的改革取得成效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他感到比在安徽的困难更大。万里在1997年10月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我1980年2月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办了。”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引起人们注意，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自从“农业学大寨”成为政治运动以后，就用政治强力推行大寨经验。

　　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上面曾经做过种种说明，但传到各基层单位，只剩下这么几条：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批斗“资本主义”，“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大寨的旗帜”举得更高了。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狂风。

　　胡耀邦早就看出了“农业学大寨”的问题。1980年6月，他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违背自然规律，是失败的。这篇社论于6月15日发表，当天陈永贵听到后十分恼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

　　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他给陈永贵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

　　胡耀邦并没有因为陈永贵的“吵翻”而却步。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连续举行会议，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从此，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随着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第75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再害怕加在包产到户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到1980年底，全国已有5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胡耀邦看到新华社记者记述包产到户带来新变化的五篇“内部参考”报道后大为振奋，当即批示让其中三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后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 ［1982］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

　　1983年1月2日发出的“中发[1983]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通知》。这个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统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胡耀邦概括归纳出来的。文件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结果，1983年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副业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

　　1984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1984]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主要是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强调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更长些。在这个文件发出前后，胡耀邦在多次讲话中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亿或者20亿亩土地上，只放在粮上”；“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胡耀邦还提出，要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制度，让农民自由自主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包括到外地贩卖多余的粮食。他对于当时有人把从事商业贩运的农民称为“二道贩子”很是反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

　　1984年12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讲话中强调，“应当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会上赞成先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鱼等水产品和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专业户；要积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小城镇。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于1985年1月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国发[1985]第1号”文件发出，是为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6年1月1日“中发[1986]1号”文件发出，这是第五个“一号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文件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回到老路上去。

　　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五个“一号文件”不全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起草制订工作的吴象有过评价：“谁都知道，在那个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时期，在那个一个提法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期，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没有他倾注的心血和多方面默默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一号文件’是不会如此顺利地出台的。”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胡耀邦着手将改革推向全面。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做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

　　他指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

　　他想稳步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虽然身处高位，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对看准了的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虑，做法稳健，伺机推进。

　　在1978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问题。进入1980年，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小平感到的确很重要。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常委们也都认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此后，中央常委对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胡耀邦这个人看起来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他是深思熟虑的。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结构。一下子全盘否定它，或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可能出乱子；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应当创造一定的历史条件对它逐步改革。胡耀邦把政治体制改革当成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一步一步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他首先从党内民主化做起。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对党章修改起草小组的成员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不同凡响，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年12月25日到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中宣部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98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

　　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夏衍高兴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有人批评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是一个反党的会”，一年以后，把作协四大的选举作成胡耀邦的一条“罪状”。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原有的政治体制明显滞后，经济改革无法深入。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6月28日，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类媒体都大讲政治改革，理论研讨会一个接一个，学者们纷纷出动，到各处作报告。他们发出了种种呼吁，提出了种种设想。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而且对于当时社会上为政治改革造势如此之猛感到忧虑。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胡耀邦希望，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5、6月或7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从这段讲话来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

　　1986年5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胡耀邦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言说：“没有民主监督，就要腐败。”1986年8月，胡耀邦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说：“我们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胡耀邦说要稍宽一些：一是上下关系，给下面、给地方更多的职权；二是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系，使企业获得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增强活力；三是党、政府和人代会要有分工，各自的职能要明确；四是人代会、民主党派的作用，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五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要受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犯了法要随时能受到弹劾、揭发。

　　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的步骤和目标，同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当政治改革的呼声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声势后，改革目标上的差距造成了强烈的政治磨擦和撞击。1987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年以后，他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却没有丝毫减弱。在他90周年诞辰之际，从中央到民间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正表明了对这位英雄的深切怀念。-

　　*“两个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