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松举：我举报了禽流感

　　-实习记者 杭晓琳

　　安徽似乎注定与2005年末的这场灾难纠缠不休。11月14日，农业部发布消息，安徽淮南市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扑杀家禽126185只。一则消息，让本已从半个月前的天长市疫情中慢慢淡出的安徽，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农业部发布消息的当天，天长市禽流感疫情举报人乔松举在北京见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他说自己拒绝了农业部的奖励，然后说出憋了很久的话：“如果国家能给全额补偿，保障养殖户的利益，也用不着我来举报了。”

　　乔松举说他接受采访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听见这句话，正是因为补偿远不能弥补养殖户们的损失，所以这些人才不愿主动反映疫情。

　　天长市的疫情被披露后，当地养殖户们损失惨重，按国家的补偿政策，被扑杀的家禽得不到全额补偿，而家禽的市价目前也下降了近50%。

　　养殖户们将遭受损失的痛苦转化为怨气对准了乔松举，他因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当地村民称他是农业部的探子，事实上，在他的通讯录里，确实保存着不少农业部官员的电话。

　　不过，乔松举坚称养鹅是他惟一的工作，向农业部举报是不得已所为，因为当时鹅主正打算将病鹅卖到江苏，若选择告知地方政府，根据他的经验，结果通常并不乐观。

　　神秘举报人

　　尽管天长市的地方官员始终否认乔松举的存在，坚持是地方政府向农业部通报的疫情，但随着乔松举对整个举报过程的回忆，他的身份还是变得逐渐清晰。

　　10月13日，乔松举的父亲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怀疑自己放养的鹅得了禽流感，打算把鹅卖到江苏去。

　　这位朋友名叫马正朝，此人正是安徽天长市染病鹅群的主人之一。自10月7日马正朝发现有两只死鹅后，接下来几天，病死的鹅越来越多，甚至一天就死了两百多只。

　　乔的父亲随后把这件事转告给了乔松举，身在江苏高邮的他当即给马正朝打了电话，让对方再等两天看看情况，但无论如何别把鹅卖了，要真是禽流感，那就是犯法。

　　乔松举说，其实马正朝之前已经将一些病鹅卖了。之后马正朝也和前去采访的媒体证实，他让人将病鹅拉到天长市的秦楠镇，因为有人想收购病鹅用于拔取鹅毛，拔鹅毛之后会填埋病鹅。

　　“明知鹅有病还卖，是很过分，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国家补偿的那些远不能弥补养殖户的损失。”乔松举说。

　　对养殖户来说，近几年国内疫情不断，导致家禽市场的行情不稳，养殖行业的风险大，他们只能通过自己想办法，尽量减少损失。

　　10月14日上午8点，思量了一宿的乔松举，担心马正朝等不及真把病鹅卖了，于是拨通了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秘书孙研的电话，说安徽天长市可能有禽流感疫情，并由孙研向部里通报了消息。

　　在随后向孙研求证此事的真实性时，孙研不愿做出回复。

　　举报疫情一小时后，乔松举接到农业部兽医局的回复，说是部里已经做出决定，马上派调查组去安徽。

　　就在这一切发生后的第5天，2005年末的这场灾难才刚刚在公众面前拉开序幕。10月19日，农业部通报，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腾家营村一个珍禽养殖场发生H5N1禽流感疫情，此次疫情造成2600羽禽只死亡。

　　这一消息的公布并未引起公众过多的关注，直到10月24日，贾幼陵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安徽天长市便益乡梁营村10月20日爆发禽流感H5亚型，其中发现疑似禽类2100只，确诊550只，死亡550只，焚烧深埋44736只，捕杀0只，接种H5N2疫苗数量140000只。

　　至此，公众才意识到，2004年初的那场短暂的禽流感风波又将在今年年末悄然刮起。诸多媒体于24日后蜂拥赶至天长市，试图调查出疫情爆发的前因后果。而此时，正在发愁孵化场里的那批小苗鹅可能要贱卖的乔松举，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并被冠以神秘举报人的称呼。

　　补偿之困

　　农业部调查组的到来，让天长市地方政府乱了方寸。当地官员迅速找到马正朝，提出给他一笔钱，并要求他立刻离开天长。

　　马正朝的合伙人黄国安证实，农业部专家抵达安徽的当天晚上，天长市地方官员找到马正朝及其合伙人，问“为何要直接报到农业部”，还说，如果不报上去更好商量。

　　“他们想销毁线索。”乔松举说。这也是他选择直接通报农业部的原因之一。

　　乔松举的经验来自于他这些年的所见所闻。

　　高中毕业后，乔松举子承父业，开始和父亲一起养鹅。期间发生过多次鹅群染病死亡的事件，为了尽量避免损失，大约十年前，乔松举开始搜集各种有关家禽疫情的信息，并负责家中养殖场的防疫。

　　有村民对前去采访的媒体透露，说乔松举曾经开过生物制剂厂，后来被一所假药厂坑了，损失惨重。但乔松举一再强调，自己从头至尾就是个养鹅人，只是因为搜集了很多信息，所以对国内的兽药市场以及农村的疫情比较清楚。

　　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乔松举确实去过中国的许多乡村，也曾看着许多养殖户面对成群因病死去的家禽哭得说不出话，还曾见过许多地方兽医站对可能存在的疫情不闻不问，就像马正朝所遭遇的那样。

　　乔松举听马正朝提过，鹅群初发病时，曾携带死鹅到天长市兽医站化验，但兽医站工作人员以鹅主是江苏人为由，拒绝为其服务，让他们去江苏省农业医院检验。

　　马正朝及其合伙人黄国安都是江苏高邮人，因高邮地少，养鹅人又多，所以当地人习惯将鹅运到周边的安徽地区放养。

　　因为没人管，带病鹅群继续自由活动，致使疫病大面积传播。当地的村民曾向前来采访的媒体透露，虽然天长的官方数字是死亡家禽550只，但其实有些死禽被村民自行扔掉，未计入官方统计范围。

　　乔松举对此并不奇怪，由于地方上的兽医站不归农业部兽医局直接管辖，其行为往往受地方政府影响。由于捕杀家禽后给予养殖户的补偿由地方财政支出，同时，疫情的披露也将影响地方经济，包括禽类出口量及市场价格，为了尽量避免经济损失，地方政府往往并不积极。

　　而国家的补偿政策，农民也不太清楚。“我遇到很多养殖户，他们根本不知道政府会赔偿。”乔松举说。大多数养殖户了解国家政策的主要渠道，就是地方上的兽医站，但许多兽医站在宣传国家政策方面往往做得不到位。

　　马正朝刚开始也不清楚国家有补偿政策。天长市的官员走后，他在电话里问乔松举，那些鹅被杀了之后有没有补偿，乔说有，马正朝又问，能不能全额补偿，天长市的官员告诉他每只鹅国家只赔6元，所以劝他拿着市里给的钱走人更合算。

　　实际上。按照国家规定，一只鹅赔偿15元，而按照疫情发生前的市场价，一只鹅能卖到30元。

　　马正朝最终没有走。第二天，10月15日，乔松举从高邮赶到天长，向农业部调查组汇报了他所知道的情况。

　　回到高邮后，乔松举以为自己和天长市的疫情再无关系，开始全心照顾自家养殖场里的鹅。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随着10月24日疫情被披露，天长市在陷入被动的同时，乔松举的麻烦也接踵而来。

　　举报之惑

　　让马正朝高兴的是，他随后获得了每只鹅30元的补偿，更让这个养殖户高兴的是，他在计算损失鹅群的数量时，多报了300余只，因而多得了1万元。天长市的慷慨冲淡了马正朝失去鹅群的痛苦，同时也让他变得很慷慨。

　　马正朝与合伙人在分这1万元时，提出应该给乔松举2千元好处费，因为多亏了乔松举的举报，才有了这意外的收获。

　　乔松举坚称，这2千元他退给了马正朝，并且指责马多报养鹅数量的行为不厚道。只是，马正朝给他好处费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至于连公安部门都认为乔松举因举报得了不少钱。

　　10月26日，疫情被公布后的两天，高邮公安部门将乔松举带走询问：“拿了农业部多少钱？谁让你举报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乔松举回答说，他从没拿过农业部一分钱的奖励，也没拿过别人的好处费。

　　回忆起这个事情，乔松举说自己已经想明白了，不像当时那般觉得委屈，有疫情发生，警方找知情人去了解情况，也是他们的工作。

　　乔松举能对警方的行为释怀，却对身边那些邻居和同行的非议耿耿于怀至今。这些人将疫情导致的经济损失归咎于乔松举的出卖情报。

　　继安徽天长市的疫情被披露后，11月6日，卫生部通报了湖南省湘潭县3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有关情况，患者均是生活在发生疫情的村庄内，且其中一名已经死亡的女孩生前吃过病死的鸡。该消息一经发出，公众对禽流感的恐慌骤然升温。

　　此后，彼此相隔甚远的数个地区均发现染病的禽类，这场迅速蔓延开来的疫情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家禽的市场价格下跌近50%。而抗风险能力最弱的养殖户们成了损失的直接承担者。

　　高邮地区的养殖户们在无助之余，只能迁怒于乔松举，仿佛是他的举报，才让农业部陆续查出各地的疫情。而农业部近日制订的《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试行)》中，除了规定重大动物疫情及时上报外，各地还应根据情况建立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举报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适当奖励。

　　一纸规定，更加强了村民的猜测。他们认为，乔松举是农业部的探子，为了拿好处费，不惜伤害大家。

　　“我敢发誓，我没拿过一分钱。”乔松举说，农业部的确说过要给他奖励，包括这次在北京见到贾幼陵，贾也提过应该给乔松举奖励，但他没有接受。

　　“我也是养鹅的，市价跌了我也难受。”乔松举家孵化的小苗鹅，行情稳定时，一只能卖10元，现在连5元都不到。“虽然家里有损失，但我不稀罕那些奖金，我还有钱。”不过，乔松举的钱已经支撑不住接二连三的疫情，如果明年再发生疫情，乔松举说自己可能会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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