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20年的深刻变革：3亿农民非农化之路(2)

　　九江开发区近日在综合工业园区内举办了首次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岗前培训班，一百多名农民参加了电动缝纫专业的免费培训。图为上缝纫示范课。九江日报 柯晓明 记者 林国光 摄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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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养猪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十一”刚过，31岁的河北沧州献县养猪农民王新岗就开始期盼下个月早点到来了，因为他MBA(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研修班课程的第二期就安排在11月里。王新岗是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从各地农村中选拔出的农牧业骨干来接受培训的，他读的是中国农业大学首届农牧企业家MBA高级研修班。他讲义上的第一章是：《中国三农问题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农业》。

　　北京对他来讲并不陌生。15年前，刚刚初中毕业的王新岗从老家来到北京通县的一个养鸡场打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块钱，那个时候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做养殖恐怕没什么前途了。

　　在京打工十年发现知识价值

　　1991年，刚来北京打工的王新岗，除了每天喂喂鸡，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但后来，他被安排做其他的工作，这时候，年轻的王新岗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自己学的知识太少了，领导安排的一些工作，自己根本就完成不了，有的甚至都理解不了，比如“如何协调大家一起来做事”等等。

　　于是他去报了一个成人教育的培训班，学的是企业管理。1995年，王新岗担任了养殖厂的厂长，每个月的薪水是1000元，一年后，王新岗获得了成人教育的中专学历。更重要的是，王新岗发现自己管理起20多人的小厂子已经很得心应手了。

　　“我通过学习中专的课程知道了该如何协调员工之间的利益以及如何根据员工不同的情况、意见需要来调整决策。”他说。从那时开始，农民王新岗意识到了知识的价值。

　　加盟北农大

　　王新岗觉得自己真正的人生转折点是在2002年，因为就在那一年，他看到了北农大集团招募饲料经销商的广告。

　　他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公司，当年4月，王新岗正式成为北农大的一名经销商。由公司出技术，与王新岗一起合作，在河北献县当地办厂。他说，要办养殖厂，信息和技术是非常关键的两条。

　　王新岗觉得这份新工作很有干头。理由有两个，一是在收入上，大家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二是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个小小的厂带动了当地一大批养殖户的致富。

　　今年8月份，王新岗得到北农大集团的通知，说在9月初将有一个免费的MBA培训班，为期一年，共六次课，每次四天。但如果决定参加，就必须交5000元押金，目的只是保证学员按时上课和最终结业。

　　王新岗说，他毫不犹豫就把这钱交上去了。“我觉得我肯定能按时上课，就等着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多学点东西呢。”他笑道。

　　想做“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

　　在王新岗的课堂笔记上，有一行字被他打了个着重号：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要能改变周围人的命运。他说，这是这次培训中让他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农民要有社会责任感，通过自身从无知到有知的转变，带动周围农民的提升。”

　　尤其是听到有位授课的教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带动其他农民富起来，那你们都是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时，王新岗说，他觉得自豪极了。

　　第一堂课讲的是“升起的民族”，晚上，大家一起去看了《太行山上》。“这是开学的爱国主义教育，”王新岗说，“用教授的话来说，那就是‘农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农民也要有民族意识，为国家分忧。”

　　由于课程排得很紧，王新岗和同学们每天晚上也要上课。但回到宿舍，累了一天的王新岗，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跟另外三位同学聊天。

　　大家最大的感受是：兴奋和感激。从来没上过大学的农民能来北京读MBA，这份兴奋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天的课让王新岗觉得很有收获，上午是“

　　“我的收获是，作为一个农村的小养殖厂厂主，也要站在企业家的高度来看问题和定策略。”他说。

　　四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在第一期课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学员被要求填一张意见调查表，王新岗郑重地在“授课内容方面的意见”栏填上了“希望能开设更多领域的内容”，而在“授课地点”那一栏，他很认真地想了半天，然后小心地写道：“如果将来有机会，真希望能去我们河北农村正式租个场地，把这个课堂搬到那儿去，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听。”

　　“其实现在很多农民对知识是渴求的，”他说：“如果真能把这个课堂搬到我们那儿，就算交点钱，他们也是很乐意的。”

　　打造中国农村经理人要就地取材

　　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付文阁说，这次培训主要解决农民个人成长与农业发展中的问题。中国农大的三农服务办公室、经济管理学院对这次培训期望甚高，不但配选了包括两院院士和“三农”问题专家在内的优秀教师进行授课，还针对农牧企业者在实践中的问题精心设计了课程。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很多教师都觉得农村缺资金、缺信息，但更缺的是人才，尤其是农业中的高级管理人才。”付文阁说，“但这种管理人才要是靠培养大学生回农村就业，再带动周围的农民致富，不仅流失率很高，而且所用的时间周期也太长，不如就地取材，从正在农牧业中从事工作的人中选拔出骨干，对他们进行培养，显然，后者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付文阁说，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高级教育来看，农业管理是很重要的一块，比如美国就有很多农场主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但在中国，农业MBA还是很新鲜的，农业管理人才的培养也刚刚起步。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提高对农牧经济的管理水平是非常必要的，每年农民因为信息的缺乏，对宏观经济缺乏了解所造成的亏损也很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扎根在农村，所以会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能带动整个农村跳出缺乏信息和管理的生产模式。 (记者 李媚玲)

　　没有城镇化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现代化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什么

　　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看，工业化不应与城镇化相脱节。城镇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发展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的全面变化和发展。没有城镇化，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现代化。

　　忽视了城镇化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正是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要背负着更大包袱的原因所在。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只有4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比中低收入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低六个百分点。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农村发展落后，城乡发展不协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就业和收入问题。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大量农村人口得不到转移，造成农村人多地少，农业产业化滞后，从而影响到农民的富裕。只有减少农民，减少农村人口，才能富裕农民和农村。那么减少农民和农村人口的途径在哪里呢？那就是城镇化。如果我们不推进城镇化，不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那么仅凭占GDP14.5%的农业产值是没有办法让占人口60%左右的农村人口富裕起来的，因此农村也就得不到发展，更谈不上农村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去年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倾斜，农民收入才出现多年未见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难以持久，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正如学者孙立平指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以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变，也不会继续保持一个农村为主的社会，将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一个城乡断裂的社会，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城镇进一步发展要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

　　限制城镇化的做法，实际上也给城镇带来巨大的压力。城镇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农村在衰退，那么更多的农村人口会进城务工经商，但是城镇社会又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在城镇社会的边缘生存着，对城镇社会的秩序产生很大的冲击。就拿深圳来说，它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代表，但是，现在深圳籍户口的人只有160多万，而外来人口高达900多万，是户籍人口的近6倍，因此对900多万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特别是他们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反过来会冲击户籍人口的权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外来人口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他们往往也是生活在城镇的最底层。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权益受损已经成为城镇社会最主要的侵权现象，而农村流动人口中的犯罪问题也已经成为城镇社会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村流动人口当作城镇市民，从政策和制度上给予公平的对待，这样他们才能把城镇当作自己的家，才能融入到城镇中去，才能真正缓解城镇社会的压力。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陷入了内需不足的困境

　　推进城镇化，增加城镇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也是解决我国内需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

　　据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400亿元，最终将带来3360亿元的GDP；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加1.5个百分点。 有人预测表明，在未来10年城镇化加速条件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0个百分点。

　　城镇化需要政府的积极行动

　　政府的作为对城镇化十分重要。首先，政府的作为不是去阻挡城镇化，而是为城镇化的发展确保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比如公平的、没有制度性障碍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像现在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还没有获得同等的就业竞争条件。其次，政府还有一个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市场化竞争是不会照顾弱者的，在市场化带动下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竞争的失败者和竞争中的弱者，他们会碰到一些困难；与此同时，现代城镇充满着风险，这些风险不是一个人所能克服的，这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政府一方面要确保城镇化过程中人们的基本生存，另一方面帮助人们提高生存和竞争能力。所以，在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通过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体制、廉租房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构建政府资助、民间协助、专业机构兴办的各种技能培训体系，来消解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这里，公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尤其重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早期相比，政府完全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作借鉴，完全可以更主动地去应对和更好地去促进城镇化，更有效地去消除城镇化中出现的贫民窟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等。

　　当前，我国政府在城镇化上已经具备积极行动的条件和能力，也有这样的需要了。当然这种积极行动不等于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城镇化，而应在尊重市场化规律的基础上让那些进入城镇的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平等的制度和政策权利，与此同时为他们提供提高其融入城镇社会的各种能力的条件和机会。政府要改变完全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想法。

　　首先，应从制度上逐步落实公民的基本权益，消除城乡不平等的政策性歧视。一是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二是从制度上落实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建立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三是强化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制度。

　　其次，应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技能培训体系。这个体系主要为这样一些低技能、经济条件差的公民提供培训服务。

　　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必须积极行动，创建更灵活、有效、公平、合理的制度，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当然，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需要作出艰巨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但这并不等于消极作为和等待。党和政府已将城镇化建设纳入“十一五”规划，广大青年农民也应作好准备，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只有积极行动，才可大有作为。(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