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北京论坛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赵中维在《建立和谐社会环境：降低中国死亡率的成功与挑战》的报告中指出，2002年中国大城市的儿童死亡率为千分之六，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贫困地区则高达千分之五十四。
1：9的城乡儿童死亡率！它不是在非正常情况下(比如自然灾害、突发的流行疾病)导致的不可抗的偶然结果，而是在“正常”情况下，城乡面对不同的医疗环境，面对巨大的
医疗成本因支付能力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必然。也就是说，在城乡的医疗资源配置中，政府进行了不应有的“区别对待”。
按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说法，中国已出现“社会断裂”。但人们对公正、正义的许多呼声往往是道德要求，或是功利要求，即避免结构冲突导致社会瓦解。而事实上，公正、正义乃是一种可以判定一个政治共同体“合法”与否的权利要求。在它的背后是政府的存在理由，是一套对政府的合法性进行检验的价值依据。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按美国思想家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说法，所有参与组成这一共同体的成员都具有自由而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政治共同体内的公共资源就产生于这些自由而平等的成员的贡献之中。因此，政府在配置公共资源时，绝不能对公民进行不平等的对待。德沃金特别强调：平等的关切乃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它是“政治正当性的一个前提”。
1：9的儿童死亡比率既是城乡之间在医疗保障上，也是它们在经济收入、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的结果。而这又最终来源于政治权利的差异。政府对公共资源的不平等配置不仅有悖于政治共同体的正义，而且加剧了后天的社会不平等，成为“和谐社会”的一大威胁。就此而言，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在观念的转变上“与时俱进”，使政府行为接受正义原则的检验，以确定“合法性”。没有正义，也就没有和谐。
(作者 石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