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主席首次向白色恐怖遇难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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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

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徐宗懋，《亚洲周刊》200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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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政治风暴，是逃不掉的。

　　我看看徐宗懋，说，“办吧。”但是请他在展览时，凡是枪毙者的正面照，都必须用一面黑纱罩着。照片旁边写上一句话：“为了尊重死者和死者可能幸存的家属，我们加上黑纱。如果您愿意看，请自己揭开。”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我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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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从10岁那年看见数学老师在黄沙操场上的“大”字尸体，我大概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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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民主，在“两颗子弹”之后，被很多人拿来讪笑，作为负面教材。是的，民主了之后，仍旧有权力的滥用、官商的勾结、多数的暴力、庸俗之凌驾于品位、混乱无能之取代效率。电视上呈现的叫嚣和充血，被当作台湾民主的注册商标，外地人开心地嘲笑，台湾人羞耻地低头。

　　我总觉得，奇怪，为什么你偏偏看不见那静水流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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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8月30日，“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

　　1988年9月27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

　　1992年，刑法100条废止。刑法100条，所谓的“言论内乱罪”，结合“动员戡乱时期”的“惩治叛乱条例”，是导致4000人被枪毙、上万人长期监禁的法源条例。

　　1997年9月26日，“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成立。主要诉求：1、推动平反活动。2、催促政府公布相关资料。3、成立六张犁和马场町的“白色恐怖纪念公园”。

　　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

　　1999年，控制言论、提供文字狱法源基础的《出版法》废除。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历经两任市长，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悼念在此被枪杀的所有政治犯。

　　2000年12月，台北县政府立碑纪念“鹿窟事件”。1952年12月29日，军警包围台北县鹿窟山区，大肆围捕地下共产党人，前后四个月逮捕200多人，是50年代台湾最重大的政治案件。

　　2001年，修订《陆海空军刑法》，使军人也受合乎宪法的人权保障。原有四十四项“惟一死刑”修订后只剩下两项。

　　2001年，修订《冤狱赔偿法》，扩大赔偿范围，包括流氓。

　　2002年，废止《惩治盗匪条例》。

　　2002年6月2日，长年监禁政治重犯的绿岛设立了人权碑，碑文作者是曾在此监禁12年之久的作家柏杨：“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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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是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补偿条例”？为何不是“赔偿条例”？“补偿”，代表你对我宽大，“赔偿”才代表你向我认错。受难者家属要求政府更改文字，但是政府尴尬了：用“赔偿”，那么是不是代表从前的法律全都错了呢？是不是所有的法官、警察、狱吏、公务员，当年的军人，都得追究责任、判刑呢？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到2004年9月为止，依据这个条例已经受理了7454件，申请人数18046人，已经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是695件。最高的补偿金是600万台币。

　　冤假错案在补偿之列，那么，真正为共产党渗透到台湾来的“匪谍”被逮捕、枪杀，在60年后的今天，补偿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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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条例拿在手上。短短14条，薄薄两张纸，却重得像铁，沉得像一口黑井。那文字，简单，利落：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戒严时期，台湾地区系指自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止宣告戒严之时期；金门、马祖、东沙、南沙地区系指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严之时期。

　　第三条……为处理受裁判者之认定及申请补偿事宜，得设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其董事由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及受裁判者或其家属代表组成之。

　　受裁判者及其家属代表不得少于基金会董事总额四分之一。

　　第六条补偿范围如下：

　　一执行死刑者。

　　二执行徒刑者。

　　三交付感化(训)教育者。

　　四财产被没收者。

　　第七条基金会应独立超然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依调查之事实及相关资料，认定受裁判者，并受理补偿金请求及支付。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补偿：

　　……

　　二依现行法律或证据法则审查，经认定触犯内乱罪、外患罪确有实据者。

　　凡是依照今天的“现行法律”不算触犯内乱外患罪的，或者没有实据的，都可以获得补偿。

　　是的。即使是真正的“匪谍”，只要当时不是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在今天都是补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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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0月30日下午，上百位老人家，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相互扶持地蹒跚行走。秋天的风猎猎地吹，他们的头发，全白了。

　　这地方叫马场町。过去这几年，每一年秋天，他们来到这里悼念他们50年前倒下的左翼同志。尸体在移走前，地上总有一摊血。人们把土聚拢来，把血掩上。据说，因此这儿就有了一个山丘。

　　2005年10月这一场秋祭，他们献给那永远年轻的同志的诗，是这样的：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

　　2005年，半个世纪之后的国民党主席也在现场，他向老人家深深、深深鞠躬，老人家微微回礼。

　　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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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2月27日，被国民党政权监禁过21年的政治犯陈明忠破天荒地踏进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发表演讲，题目是“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老人最后的结束语是这么说的：

　　“我与妻子，及妻子的兄长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然而，今天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与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只是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在下一代发生，因此台湾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反省的话，光是道歉或是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内战敌对状态，岛内的族群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缔造永远的和平。”

　　老人的宽厚、平和，令人动容。这是一个不曾被打倒、拒绝被扭曲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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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 （龙应台）

　　2005年11月22日于台湾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