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选派干部出国培训对传统官场构成良性冲击

　　按规划，在2008年以前，重庆将选送1000名高层次党政领导干部、优秀中青年干部出国(境)培训。而此前，一大批有过留洋经历的当打之年的干部，已经成为重庆政坛引人注目的新秀。政府以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进行自我再造的努力由此具有了执行层面的基础。而这批官员的政治图谱，也将对传统的官场生态构成良性冲击……

　　“洋务运动”改良官场生态

　　2005年11月4日，重庆市最大规模的一次干部出国学习活动第二期学员赴美“留学”，来自主城、渝西各区、县25名区、县一把手、建设部门负责人将赶赴美国，参加20天的重庆市美国城乡规划高级研讨班。

　　据悉，这次研讨班共分四期，每期25名，40个区县的80名党政一把手全部要做一回“学生”，此外市建委、规划、国土、市人大城环委、市政协城环委、市委党校、

　　“延伸课堂、开拓眼界、广交朋友、招商引智。”这是写在一份赴美高级研修班总结报告上的一句话。

　　这只是公务员系统大规模走出国门的一个最近的事件。据了解，自2001年开始，我市公派往国外学习的公务员数量在逐步增多，大批公务员登上西去的班机，学习感受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

　　与此同时，重庆面向国际招聘公务员、政府雇员的活动也在逐步展开，今年11月，重庆市三个区的政府部门将赴港高薪招聘政府雇员，以弥补政府人员力量的不足。

　　走出去，招进来。一场立足于重庆，面向国际的公务员“洋务运动”正在重庆逐步升温。

　　培养未来的国际人才

　　2004年11月，一批由时任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张远林带队，重庆市政府农办负责人及各区分管农业的副区、县长为团员的学习团，飞抵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这个39人的学习团将在阿尔伯塔大学进行为期四周的农业及贸易课程培训。

　　廖忠，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主任，在这次活动中，代表加拿大领事馆负责中加双方的联络。

　　“他们的表现让我很意外。”廖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确实进入了学生的角色。”

　　由于学习团团员都是区县的领导干部，因此在行前廖忠最担心的是，该怎么来“管理”这个学习团的团员。

　　“到加拿大之后，这些学员坚持自己坐地铁上课，每次总是早早地到教室。”

　　让廖忠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吃饭的时候，学员们自觉排队，在学校的食堂吃饭，“没有人插队，他们规矩地把自己放在学生的角色上。”廖忠说。

　　胡长明是江北区分管农业的副区长，他在回忆当时的生活时对本报记者说：“加拿大的公寓一般都有咖啡壶，而我们把咖啡壶变成了‘多功能壶’，在里面煮鸡蛋、煮燕麦粥、煮稀饭……，有的人还要自己动手煮饭。”

　　据廖忠介绍，当时阿尔伯塔大学教授、原外交学院教授著名学者姜闻然也负责给学员们讲课，一次在探讨三农问题时，这些工作在一线的干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让姜闻然非常惊讶。在加拿大教授授课的时候，学员们要靠翻译听课，但是有时一些学员能够纠正翻译的一些错误，这让阿尔伯塔大学的教授对这批中国官员的外语水平刮目相看。

　　“以前我们出国考察，走马观花的居多，虽有感受，但没有太深印象，像这种带着问题，有目的性的进行研讨、学习，对我们的提高很快。”胡长明这样评价自己的加拿大之旅。

　　继农业与贸易培训班后，是重庆市环保局张勇副局长带队，由区县分管环保的副区、县长组成的工业化与循环经济研讨班，他们同样赢得了加方的好评。

　　2005年，由研讨班带到加拿大的橄榄枝有了回应，阿尔伯塔大学所在地埃德芒顿市由市长亲率代表团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与重庆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

　　像赴加的学习团一样，自2001年起，重庆陆续开展了多次这样的培训活动。

　　现任重庆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的向虎，曾经参加了2001年重庆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市长学习班”，通过学习，向虎和同学们对新加坡的政府组织体系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非常惊讶。以前我们只知道新加坡的公务员们拿着相当高的收入，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之高，官员之廉洁，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除了经济学方面，学员们都感觉到，新加坡之所以能在几十年中由一个落后的小港口迅速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政府“以人为本，廉洁高效”的理念和特点是分不开的。“以办理出国护照为例，在新加坡，公民可以在网上申请护照，申请成功后，政府部门会直接寄到公民手中。整个过程基本上在一周内可以完成。这种效率让我们既羡慕又惊讶。”向虎说。

　　除此之外，重庆市政府还多次组织公务员到美国、欧洲各国进行学习。

　　在2003年重庆市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出台的一份《关于加强市外、国(境)外培训干部工作的意见》中，记者看到，重庆市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对国(境)外培训干部的目标为：力争五年内，选送1000名高层次党政领导干部、优秀中青年干部出国(境)培训，其中，到香港培训500名、到新加坡培训200名、到美国培训100名、到西欧等国家培训200名；选送400名专业技术人员出国(境)培训；选送200名市属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出国(境)培训。

　　按照这样的规模，在未来三年内，将有更多的公务员走出国门。

　　对于重庆市委组织干部出国学习、“见世面”的做法，向虎认为，这是在培养“先行者”，是一种明智的行为。“毕竟在当今社会，人才的聚集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在政治体制改革到来以前，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完成人才的积累。”

　　在海外直接招募人才

　　“筑人才高地，引碧海潮归。”这是重庆市引进海归的真实写照。

　　2004年5月，重庆市组织的一个公务员学习班在洛杉矶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学习。在得知6月5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科技领事董建龙将赴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向当地华人留学人员介绍国内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和人才引进政策后。重庆市立即主动申请派出潘复生、李宁、龚亮三人随往，宣传重庆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潘复生在会上综合介绍了重庆的发展情况，与到会的近20名留学人员进行了交流沟通。

　　6月20日，研修班又选派了潘复生、李宁等四人，在董建龙的带领下，利用周末赶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参加由圣地亚哥中国人协会举办的聚会。会上，潘复生、李宁对重庆市及重庆高新区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引起参会人员的极大关注。

　　研修班还赶制40多张介绍重庆及重庆高新区情况的光碟，在近两个小时里，先后有30多名当地华人企业家及留学人员围住研修班人员详细咨询重庆投资环境及人才引进政策。

　　6月25日，在董建龙领事的安排下，研修班又与美中商学院，就开展技术合作与引进人才以及联合培训等议题达成合作意向。

　　但是重庆对海归的招聘不再仅仅局限于专业技术人员。据重庆市人才交流中心赵主任介绍，从2003至2005年，重庆市就连续三年组团到美国、加拿大招聘海外英才，其中包括一些政府公务员职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些海归正步入重庆政坛，在重庆的官员队伍里，高知识、高学历、高职称的新锐“海归”派迅速增多，成为一股政坛的新生力量。

　　李剑铭，2002年9月由中国科技部选派到日本作博士后研究，任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科盟创业投资研究会会长。现任重庆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分管企业改革和信访工作。潘复生，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德国国家材料研究所、日本千叶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学习和工作。现任重庆市科委副主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青联委员。张西建，1992年到1993在美国洛山矶加州大学(UCLA)访问学者)，现任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11月10日，重庆市人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冉隆江在“重庆赴香港招聘紧缺人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重庆在11月下旬将赴香港招聘，招聘将于11月26-27日在香港港岛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招聘中，渝北区、九龙坡区、巴南区经委将赴港高薪招聘政府雇员，以补充政府公务员的不足。

　　在记者对这三个区人事部门采访中，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表示这只是一次尝试，对于招聘结果并不乐观，因为“政府不像企业，能够开出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我们提供的年薪，究竟有多少吸引力，目前没有底。”

　　对于政府从境外招聘雇员，四川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姜晓萍教授认为，从境外聘用政府雇员，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做了，重庆这样做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现在的问题关键是，究竟哪些岗位适合聘用政府雇员，哪些岗位不适合，目前国内还在探索之中。总的来说，对从境外延揽高级雇员就侧重于技术岗位。”

　　同时，对于一些地方任用优秀归国留学人员担当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不过在工作中，这些海归们如何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好东西进行“本土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尤其要防止“全面西化”。

　　“无论是聘请境外人士做政府雇员，还是引进海归到党政部门担当高职；其带来的鲶鱼效应不可小视，因为这些个别人可能会激活整个工作团队，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姜晓萍说。

　　“重庆让干部们走出去，并把海归和境外人士请进来；无疑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推动政府效能提高上起到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冉志教授对记者说：“我更看重的是这一进一出过程中所带来的文化撞击并碰出创新和融合火化，对中国政府机构的管理理念、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大有裨益。一些人把这种文化上的交锋理解得过于偏面和负面。其实没有冲突就没有进步或进步非常有限。”

　　他们的留洋之旅

　　信报记者 黄山 杨冰 朱彦/文

　　胡长明：感受加拿大政治文化

　　胡长明是江北区分管农业的副区长。2004年11月，他参加重庆市委组织部组织、由加拿大驻渝领事馆牵线的“加拿大农业管理与贸易专题研讨班”，此次培训的地点是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

　　在重庆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行前培训后，胡长明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班机。在阿尔伯塔大学学习的四周时间，让他感觉“受益良多”。

　　加拿大教授的“认真劲”

　　在加拿大学习的时间，要说给胡长明印象最深的，当属加拿大教授的“认真劲”。

　　“我绝对可以感觉到，加拿大教授的每一次课，都是经过详细准备了的，包括课堂上的每一个活动、每一次对话，加拿大教授都会妥善安排。”胡长明对记者说。

　　每一次上课讲义都准备得好好的，并且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在学习班结束后，阿尔伯塔大学还将每一个教授讲的课制成了光盘，赠送给每个学员，以便他们回去后“温故知新”。

　　值得一提的是，为研讨班授课的不仅有阿尔伯塔大学的教授，而且包括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农业部的政府官员。

　　由于加拿大大学在教学中非常注重互动，每次课总要留下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供学员提问。

　　“既是提问，难免有观点的碰撞。”对于大家经常在课堂上出现的争论，胡长明记忆犹新。

　　有一次，刚好是阿尔伯塔省农业部的一个官员为学员们授课，学员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加拿大是如何应对“疯牛病”的？

　　众所周知，疯牛病正是从加拿大阿尔伯塔这个农业大省传出，并且为阿省的养殖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整个省损失大约在15亿加元。

　　出乎意料的是，阿尔伯塔省农业部的官员非常愉快地与学员们探讨起了这个话题。“阿尔伯塔省在处理疯牛病的问题上非常果断，”胡长明回忆说：“他们还能够按照市场规律来控制此事。”比如说，由于疯牛病，很多牛就不能按时出栏，此时农场主就要承担更多的养殖费用，为了防止牛肉的贱卖，阿尔伯塔省政府拿出钱来，按照应该出栏而未出栏的牛，每头补偿2加元的养殖费用给农场主，有效地稳定了牛肉市场。

　　胡长明说：“在全世界都在关注重大动物疫病的公共应急机制的今天，加拿大的做法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借鉴意义。”

　　“感动”不仅来自课堂

　　“在加拿大的学习，不仅是理论上的提高。”胡长明说：“更多的‘受教育’来自平时的感受。”

　　由于学员们刚到阿尔伯塔大学时住在校外，每天必须坐地铁上课，阿尔伯塔大学又是开放式大学，很多时候学员们找不到路，这时，当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后，一些学生和老师不仅肯帮忙，胡长明说，“不仅指路，还把你带到教室门口为止。”

　　在一次阿尔伯塔大学安排的去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路上，学员们几次集体合影，一个女学员在照相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非常着急。

　　学习团团长是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张远林，张远林让胡长明陪这个女学员去找一下，结果他们沿着来的路，找了大约50分钟，直到第一次合影的地方，发现手机安静地“躺”在草坪上。此时离丢手机大概已经有四个小时了。

　　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人来人往的地方，一个手机居然放在草坪上四个小时没有人去捡，这让学员们唏嘘不已。

　　作为公务员，胡长明关注更多的是中加在公务员制度及公共体制上的差异。其中，阿尔伯塔省公务员让胡长明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敬业精神，也就是责任感。

　　在阿尔伯塔省的农业服务机构有个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要是面对农场主而设。在阿尔伯塔，只要是中小企业，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找这个服务中心。有一个印度人，会制作薄饼，想在阿尔伯塔推广，在偶然的机会下，找到这个服务中心。然后这个中心首先对这个印度人进行辅导，看能不能工厂化生产这种薄饼，结果在这个中心的帮助下，这种薄饼做成了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大连锁企业。

　　“我们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始终是政府要求生产者在做什么，该这样做、那样做，而事实上是应该政府看到生产者要怎么做，然后才提供服务。”胡长明说。

　　另外，在阿尔伯塔，人们有“纳税光荣”的意识，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因为在这里，一个人纳的税，与自己退休后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让胡长明感受很深。

　　“为期四周的培训太短了，其实时间更长一些，专业针对性更强一些，效果会更好。”胡长明说。

　　由于在阿尔伯塔与该省农业部官员结下的友谊，目前胡长明所在的江北区正在筹划与阿尔伯塔省在奶牛养殖方面的合作。

　　向虎：在“市长班”的日子

　　2001年，为适应“入世”以后的局势发展，重庆市准备挑选一部分干部，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一年，攻读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

　　这是重庆直辖以来第一次派出干部到国外攻读学位。重庆市对这次干部培训非常重视，对选派干部进行了严格把关，要求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有本科学历，并由南洋理工大学命题进行了严格的考试，最后确定了15名干部去新加坡。

　　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市各区县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被编入同一个班级学习。新加坡当地媒体称这个班为“市长班”。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由政府派出官员到新加坡学习。

　　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要求非常严格，含金量高于MBA。在这一年时间中，干部们需要通过近25门功课的考试，门门过关才能毕业拿到学位。

　　现任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向虎是这15名干部之一，当时他的职位是南川市委副书记。“在新加坡的一年时间，真是紧张忙碌。”向虎回忆说，“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关。”

　　虽然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师可以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教学，而且15名干部本身也都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新加坡所有的书刊报纸都是用英语印刷的。厚厚的经济学著作中充斥着各种艰深晦涩的英文术语，向虎和同学们一时无法适应，只能用休息时间自学。

　　语言关很快被攻克，但干部们发现这还不能松口气，因为要想学好每门课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加坡没有开卷考试，每次考试都是闭卷，题目量非常大，涉及知识面相当广，仅仅复习教科书是绝对不够的。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就算是最优秀的学生，做完一张试卷也需要至少两个半小时。”向虎说。

　　班里的同学们互相都在较劲，谁也不愿意落后。为了顺利通过考试，更为了学到知识，他们每天都自习到深夜1点钟。“我们的学习热情都很高，”向虎说，“有好多同学，一手拿着厚厚的经济学著作，另一只手放在牛津英汉双解词典上，随时准备查阅。”

　　经济学的课程中包含高等数学。班里的同学们大都是文科出身，在本科阶段从没有接触过高等数学，刚开始学习时相当困难，连老师的讲义都看不懂。在做高等数学练习题的时候，他们总是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练习题。

　　周末是休息的日子。但每个周末，这个班里的同学没有一个人闲着。除了学习，他们会自发的到新加坡当地企业参观访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参观活动是非常明智的，”向虎说，“一方面，我们检验了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试着把它融入到时间操作中；另一方面，大家都是一个心思，准备在新加坡的企业中建立起关系网络，回国后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这一年的学习中，这个班里的同学没有一个拖后腿，全都按时拿到了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新加坡政府对这个特殊的班级特别重视，纳丹总统亲自为他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位文凭。

　　“市长班”的学员们带着一年的成就回国了。15名干部带回的大量学术资料，光托运费用就花了两万多元。所有学员都表示，这一年紧张的学习非常有价值，甚至比自己本科四年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回国以后，向虎感觉到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会了用经济学的办法去处理问题。“处理各种问题，不外乎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行政手段。出国学习以前，我在日常工作中虽然也会考虑到经济手段，但处理问题时可能运用政治手段和行政手段比较多，但现在我已经学会了用经济学的办法来思考问题，用多种办法协调处理问题。那种‘脑袋一拍瞎指挥’的毛病肯定不会在我身上出现。不光是我，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有这种进步。”向虎说。

　　回国以后，向虎曾到重庆《现代工人报》担任过一年的领导职务。如今向虎在重庆市知识产权局担任副局长。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个“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单位。“我们现在的目标是，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培养企业自我保护意识，保护好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快速发展，把知识产权局建设成为重庆各个企业的亲密合作伙伴。”向虎说。

　　向泽映：重新感悟政府角色

　　向泽映，这位曾以《渝郊万里行》而扬名的重庆“名记”，一年半的新加坡留学履历，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尽管这种变化没有离开他一直钟情的文化圈，但变化所呈现出的节点清晰可见：以前在报社做记者，那只是在生产文化产品；后来去了万盛做区委副书记，乃至2001年通过公选履职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就开始涉足并全身心投入到国内刚刚兴起的文化产业。最近和最大的变化当然要从2003年6月算起，因为此时的向泽映尽管职位和岗位都未变，但工作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跃迁：他从一个文化产业的具体操盘者和领导者，转变为产业政策制定者和产业战略规划者。这一从实到虚的飞跃，恰恰是向泽映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年半的学习经历充当了强有力的助推器。那段学生生涯让他领悟最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向泽映通过组织层层选拔和严格考试成为了重庆市第二批出国进修的副厅级干部。向对记者说，当时之所以积极出国进修学习，有工作上的考虑，因为当时国家和市里正在推动实施广播电视系统“走出去”工程，倡导和鼓励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如果系统中领导能拥有国际视野和前沿知识，肯定会有益于推动行业内的对外交往；而且重庆市自从直辖以后，一直谋划着建设西部人才高地，需要培养一批思想开放、有国际眼界的高端领导人才。向泽映解释，自己出国进修是得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

　　向和其他的重庆市第二批领导干部留学人员，被安排进了这个学校专门开设的“中国市长班”，主修工商管理。尽管出国时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哪怕是放假回国，他也在抢时间做调研、查资料、写论文。在新加坡留学期间，向泽映不仅在课堂上学习，而且深入到政府机构和新闻传媒界学习。他对新加坡政府运作的高效、精干、透明、法治非常称佩，并通过对一些政府官员和当地市民的访问探寻其奥秘。最后他得出结论，新加坡政府的运作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如何处理与社会、与企业、与一般公民关系的范本。这对正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机会的眷顾如约而至。就在向泽映于2003年6月圆满地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成回国后，他被安排负责筹划并起草《重庆广播电视局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组建方案》，这两个方案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广播电视系统着重对管理体制、运营机制、资源整合、产业运作进行大胆探索，其目的就是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事企业自主运营的新构架。书到用时方知“妙”，他在新加坡学习的主要课程如管理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到新加坡联合早报、新传媒集团实习“学艺”所积累的“他人之长”都派上了用场。一年后方案成了现实，2004年11月18日，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经过一年运行，顺畅有序，集团整体营收比去年增长26%。向泽映感慨道，他去新加坡学到的东西在推进重庆广播电视业产业化、国际化的实践中真是很有效力。

　　就在广播电视集团挂牌的同一天，文化局、广播电视局开始合署办公，这种政府架构安排在全国当属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向被任命为文化局、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对于新体制后的广播电视局职能，他用四个转变进行了概括：从办向管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管行业向管社会转变，从封闭式内向型管理向开放式外向型管理转变。

　　由于在新加坡的留学经历，向泽映现在俨然成了重庆与新加坡传媒界交流的“红娘”。他不仅促成了新加坡新传媒公司与重庆广播电台的节目交流，还经常请新加坡知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学者前来重庆高校和媒体讲学。

　　一年半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但一年半的新加坡学习经历带给向泽映的改变从此不可逆转。

　　“洋务运动”并非干部镀金

　　信报记者 杨 冰 黄 山/文

　　公共管理专家认为，作为官场的“洋务运动”，其在促进公务员体制创新、观念更新上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这场运动的花费来自纳税者，如何保证钱用在正途，对得起纳税者，是各级政府应该深思的问题。

　　150余年前，中国满清政府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开放”活动，这场历时30余年，先后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开放”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虽未能挽回满清政府的颓毁之势，但其为后世开启的“开放”之门，意义深远。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150余年后，同样是在中国的官场，一场官员之间、政府之间频繁地国际往来，以相互借鉴、学习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正在兴起。

　　“图强与维新”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内核，这同样适用于现在这场官场的“洋务运动”。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曾撰文说，对外开放是为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吸收的东西分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观念层次(也可以说是文化层次)。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所看到的一场在观念层次的中国官场“洋务运动”，已经为未来公务员的体制创新、观念创新开启了一扇门，此时的关键是，如何保证这场洋务运动不要再变成一场“花钱”的运动？

　　输出干部培训

　　渐成制度化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理念地区之一。一份关于全球竞争力的报道对深圳市在选派干部出国留学上做了这样的评价：“公务员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不多，对市场的管理有点管不对地方，好在深圳对这方面的缺欠已有所认识，也经常派干部出国学习进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钱花得值。”

　　根据《深圳市高级人才培养工程纲要》，深圳市每年将有计划地选拔一批领导干部出国、赴港进修。2000年深圳市首次选派干部赴美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经过半年的英语、计算机强化培训后，21名学员在2001年2月正式赴美。一年内，学员们分别学习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12门课程，21名学员全部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美国罗斯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据了解，学员都是担任深圳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局处级领导职务，市管企业和市属一、二类企业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市属企事业单位在本学科领域造诣较深并取得突出成果的优秀专家和年轻科技人才。

　　截至目前，深圳市已经连续选拔了五批干部出国、赴港学习。

　　不仅仅是重庆、深圳，四川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姜晓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日趋纵深，党政干部对外学习交流已渐成风气。到目前为止，选派党政干部出国学习培训已经完全制度化了。上至中央及其各部委，下至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县都在有组织、有系统、经常性开展党政干部出国学习培训活动。这是大势所趋，是中国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加的需要而采取的开放之举。

　　并且，姜晓萍认为，这种现象已经反映到了这几年才在我国兴起的MPA(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中来了，比如清华大学MPA教育中，有一些层次班就专门组织学员到美国相应的政府机构去见习甚至临时任职，在实际工作中了解和掌握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经验，用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处理和应对转型期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出国培训

　　不是一种待遇

　　但是，“出国”毕竟是个诱人的字眼，其花费的大量钱财更是一般人所负担不起的。因此一些地方把出国培训逐渐地演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福利待遇，非领导干部不能出国培训。以致于关于某某官员出国考察，“花费奢侈，效果趋近于零”的负面报道时常见诸报端。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冉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单位或部门可能把出国考察学习(尤其是短期学习)搞成一种变相的旅游，这不能否定这项制度的正确性，只是说明我们对出国学习考察的管理和考核上还不成熟、不规范，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姜晓萍教授也认为，当前对于选派党政干部出国学习培训的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些具体的配套措施和方法没有很好地规范化，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说选派的标准、程序，使用经费的公开，学成归国后的考核考察等等，“因为这毕竟是一项公共财政开支，是在花纳税人的钱。”

　　那么如何保证干部出国的公正，以确保纳税人的钱呢？

　　北京市通州区委组织部就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和外出学习管理的通知》，要求党政干部出国学习考察必须做到“九项公开”、“五个绝不允许”。

　　“九项公开”即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向干部群众公开即将出国考察的党政干部姓名、身份、出国目的任务、前往国家和地区、行期、所需经费和出处、组团单位、派遣部门等；“五个绝不允许”即出国期间绝不允许参与赌博活动，绝不允许进出“红灯区”，绝不允许利用公款购买纪念品，绝不允许利用公款游山玩水，绝不允许做出有损于国家、集体或个人形象的事情。

　　同时规定，干部归国后由所在单位和组织部门作出鉴定，载入本人档案；单位财务部门审核后作出经费核销鉴定并进行公示，对发现有变相出国旅游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要严肃处理。

　　在通州区该项通知印发后，有3名干部主动退回了出国申请，4名干部自觉压缩了出国经费。

　　在云南省，针对云南省当前出国(境)培训工作中出现的假借培训名义，违规组团的现象，人事部门做出规定，言明不准“把此工作(干部出国学习)当成一种待遇而轮流出国(境)培训。”

　　云南省外国专家局为云南省国家机关的和事业、企业单位出国(境)培训的归口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全省的这项工作。除省授权外，任何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未经云南省外国专家局审批同意，一律不得组织出国(境)培训。

　　而外国专家局在审批时的标准为，培训要明确目的，培训内容要围绕全省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又是在国内培训难于解决的问题；培训日程要根据培训内容和培训质量的要求确定；培训对象主要是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国外培训结构合格，培训计划充实，有称职的授课人员，有对口学习考察单位；经费按照国家规定收支，不以盈利为目的。

　　引进干部

　　不能靠“刮风”

　　如果说干部出国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便是政府直接从境外招聘公务员、雇员。

　　吴越，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作为留德博士，吴越为记者讲了归国留学人员到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三个好处。

　　第一，由于这些留学生有过相当长一段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对国外政府公共管理中那些先进理念、方法和技术都有很深的感受及一些理性思考；他们回到国内在政界任职，在一定程度上能把国外政府管理中很多好的思想、思路和做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对改善和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很有好处，有利于推动党的执政水平提升。

　　第二，留学生进入党政领导干部队伍，有利于完善干部人员结构，打破了“近亲繁殖”的积弊。

　　第三，我们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中本身就有很多人就是留学生，像

　　同时，吴越也认为，在启用归国留学人员担当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中，目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这项措施缺乏规范化、法制化，以致很多地方存在“刮风”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只是为了装点“门面”。那些在具体启用留学人员上过度倾斜于“海归派”的地方和单位也不足取。

　　“洋务运动”是一项花钱的运动，因为既是学习，必然就要交学费，作为官场的“洋务运动”，在为促进公务员体制创新、观念更新上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这场运动的花费来自纳税者，如何保证钱用在正途，对得起纳税者，是各级政府应该深思的问题。(记者 杨冰 黄山 朱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