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母亲无钱看病火葬场等死折射农民医疗困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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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4日09:53 新华网 | |||||||||
10月27日,因为无力承担巨额治疗费用,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的尤国英被家属无奈地送到殡仪馆等死 新华网杭州11月24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柴骥程 张乐) 23岁的魏珍坐在浙江台州医院路桥分院重症监护室门口的草席上,已经不分昼夜地守候了20多天。几乎每一天,她都在愧疚和期待中度过。 她愧疚自己和家人,20几天前因为无力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放弃了对母亲尤国英的治疗,绝望之下将她送到殡仪馆等死。如今,被重新送回医院的母亲仍在重症监护室内昏迷
三天治疗花光全家积蓄,他们选择回家等死 魏珍的母亲叫尤国英,一位从四川农村来到浙江台州打工的46岁妇女。10月24日,尤国英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送台州医院路桥分院抢救。因无力承担巨额治疗费用,家人放弃了对她的治疗。出租房房东忌讳“人死家中”拒绝接纳,走投无路,10月27日亲人将她送往殡仪馆。 魏珍向记者回忆说,那天在殡仪馆,负责人蒋云龙发现母亲一息尚存后,立即吩咐工作人员报警并致电120。“蒋主任当时对周围围观的人说,‘大家出一份援手,救救她!’他带头向我们捐助了1000元。”不到10分钟,大家便捐了3380元。“我们想给他跪下,被他制止了。”说到这里,魏珍的两行热泪簌簌流下。 当晚,魏珍和她的父亲哭了一整夜。“我们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啊,这些素不相识的叔叔、阿姨们都慷慨解囊救我妈妈,而我们做儿女的却……”她说。自己去年生病住院时,母亲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她身边,一直到她康复出院。而她和家人却仅仅因为母亲只有10%的救治希望,仅仅因为没有钱,放弃了继续抢救的念头。 魏珍的父亲魏德明这些天牙龈肿得老高,却舍不得花一分钱买药。是他最终拍板把未亡的妻子送往殡仪馆,魏珍说,20多天来,他没有合过几次眼。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瘫坐在草席上,只是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我对不住你,没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 2003年,尤国英跟随丈夫魏德明到浙江台州打工。魏珍说,父亲来台州后在这里帮人分拣垃圾,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可以拿到20元的报酬。在四川农村,一家人种田、养几头猪,一年下来赚的钱仅够换盐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几乎没有什么结余。因此,这在魏珍的家乡人看来,是一份高报酬的好工作。于是,2003年底,魏珍的弟弟、丈夫和她自己,也相继从家乡四川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来到了这里。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魏珍悔恨中夹杂着无奈。她说,母亲脑溢血突发后,入院3天就花去1万多元医药费,其中第一天就花了5000多元!这1万元,是全家在台州打工两年所有的积蓄。“我们再也筹不到医疗费了,只好放弃治疗,打算把母亲送回四川老家。可是,回家路太远,怕母亲撑不到这个时候啊。” 尤国英悲剧折射出农民医疗窘境。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有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有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为什么不少农民最后都死在家里?看不起病。”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对记者说:“小病扛、大病拖,实在不行就往家里抬,在农村这是许多农民无奈的选择。” 六万元捐助只能救急,一家人负债一辈子才能留住希望 尤国英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由于社会各界的关注,她有了生的希望。一份份爱心也让魏珍和她的家人在羞愧的同时充满感激。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魏珍和她的家人决定用一辈子偿还债务,让母亲生的希望尽可能延续。 尤国英被重新送回医院后,台州医院路桥分院的工会先后两次发起了捐款倡议,全院职工累计为母亲捐款1万多元。随后,路桥区政府拨出了1万元专款,并要求医院尽力抢救,台州慈善总会捐助了1万元。不仅如此,路桥“善福堂”寺庙,送来了3000元善款;同在台州打工的老乡,凑了4000多元送到医院;温州的张高先生专程赶到路桥,将6000元钱送到魏珍手里…… “更多的是把钱送到医院,没留下名字就走了。”到目前为止,在尤国英的住院账户里,各界捐助的善款已超过6万元。值班医生杨爱祥说,经过全力抢救,相比24日晚手术前的重昏迷状态,尤国英的病情已经有了好转。虽然仍处于睁眼昏迷状态,但据医生介绍,尤国英左侧的上下肢有不自主的活动状况,生命征兆和病情已趋于稳定。 魏珍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当每天一张的住院费用清单递到她手中的时候,她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医院已经把费用控制到最低了。但我知道,又是一个2000元花掉了。而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魏珍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请求医院:“哪怕我们钱用完了,也请医院不要停了我母亲的药。我们可以订立合同,哪怕就在医院打工也行,允许我们逐步还清!” 据医院介绍,要保住尤国英的性命,医疗费用可能高达几十万元甚至更多,即便保住了生命,到底能否醒来,什么时候能够醒来,还难以保证。尤国英也很可能从此成为植物人。 几十万元,对于魏珍一家来说,意味着一辈子的债务。和魏珍及其父亲同在台州路桥打工的,还有弟弟和她的丈夫。在尤国英生病之前,一家人在台州打工两年,存下2万元,其中1万多元还清了老家造房子欠下的债,还有1万元左右的积蓄,如今早已分文不剩。按照目前一天2000元的治疗费计算,社会捐助的6万元也很快就会使用殆尽。如果魏珍一家人的打工收入没有提高,一天治疗费就是他们一家两个半月的全部积蓄。 “弟弟和丈夫每天来两三个电话,却很少过来。不是不担心,从打工和住的地方到医院要倒两次车,光车费就要15元钱。他们不舍得。”魏珍说,她的丈夫从事垃圾冶炼,现在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干到天黑才下班,开车床的弟弟每天加班加点,为的就是拼命挣钱,替妈妈看病还债。 医疗保障覆盖面小,尤国英回家的路依然漫长 善款用完之后,或许,尤国英仍将回到无钱看病的窘境。“如果继续替妈妈治病,我们肯定回不了老家了。”魏珍目光显得有些呆滞。她说,在家里一年的种田收入不超过一千元,回家就是等死。而且,弟弟还要娶妻,自己还要生孩子,孩子还要读书,万一父亲又生了病……魏珍不敢再往下想。 台州医院路桥分院常务副院长徐颖鹤对记者说,在尤国英周围,还有许多民工因为看不起病逃离了医院或不得不拖欠医药费用。他说,去年一年,该院被拖欠的费用为94万元,截至今年10月,分院账上累计的欠款数额已高达119万,其中出院欠款91万,住院欠款28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像尤国英这样的民工拖欠的。“很难指望这些欠款能够还回来。” 徐颖鹤认为,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又缺乏应急的救济制度,是尤国英们逃离医院的根本原因。今年年初,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说:中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在看病难的困难人群中,尤国英这样的农村流动人口更是“难中之难”。一些专家提醒:正在提速扩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被公认是针对农民看病难开出的一剂良方。但是,即使在这剂处方中,尤国英们也恰巧处于一个医疗保险的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正式户口,他们尚不能参加城市医疗保险,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能会要求他们返回原住地看病。这样,尤国英们难免游离在医保体系之外。 尽管如此,社会各界向尤国英捐助6万元的事实,还是让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解困”的希望。浙江省华东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邦良指出,在医保制度还无法惠及外来流动民工的时候,像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可以从健全社会救济制度上找出路。譬如可以设立社会医疗救助基金,由政府专项拨款,卫生部门负责监督使用,基金同时吸纳部分社会福利彩票发行收入和社会慈善机构、团体及个人的捐款;或者由政府发动,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共同筹资,建立慈善医院和社会慈善救助机构;或在现有医院建立慈善窗口,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