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不同时代别样红

　　红学，不同时代别样红

　　每个时代都在用不同的主流文化解读着《红楼梦》，而红学的曲径最终将通向最初的起点：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小说，把曹雪芹当成一个作家

　　★本刊记者/罗雪挥

　　2004年6月起，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曹立波先后在本校学生中进行了三次调查，征询“80后”的“红楼观”，结果“择偶人选”一题中，贾政人气指数上升，理由是贾政作为一个严谨正直的丈夫，给家人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环境，在事业上积极上进，知道教育子女，私生活还算检点；薛蟠和贾雨村也有人青睐，因为此二者在社会上吃得开。“80后”还对《红楼梦》的社会教化作用另有心得，认为其对当今政府收支平衡有警示。

　　越来越多的“80后”开始对《红楼梦》表示出现实兴趣。2005年入秋以来，清华大学学生红楼梦研究会举办了“水木红楼”系列讲座，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参与“校园红学”。11月中旬，曹立波主讲了一场题为“新世纪大学生眼中的宝黛钗”的讲座，她从调研入手，以现实的视角与在场的“80后”共同审视宝玉之“痴”、黛玉之“雅”和宝钗之“时”。听众中除了主办方清华大学的红楼梦爱好者，还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现场聆听。

　　曹立波说，在她调研的选项中，有的研究生看重《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问题，本科生一般对此不感兴趣，而更关注情节和人物。另外由于80年代拍摄的电视剧影响很大(调查者99%看过)，她认为在讲解《红楼梦》中必须要澄清的人物与版本相关的经典问题，“80后”都早已认为“不是问题”。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一些人致力于建构具有学科性质的红学，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把阅读、诠解《红楼梦》当成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如此看待“80后”的红楼观。

　　在陈维昭眼中，《红楼梦》伟大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能够适应每个时代的潮流，两百多年来，每个时代也都在用其时代的文化去解读《红楼梦》。而当《红楼梦》的阐释不能与时代主潮(如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时候，大众红学和泡沫红学就会登堂入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中，王国维曾把《红楼梦》展开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探讨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催化着胡适新红学的诞生，其遵循的自然主义是全球最时髦的文学思潮；20世纪50年代以后，“红学”被政治化了，7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评红”运动将“政治红学”发展到顶峰。红学研究彻底与学术无关了，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回忆：“‘几十条人命’，‘四大家族的罪恶史’，‘父系母系的政权斗争’等种种曹雪芹所未写、高鹗所未补的故事，都是由‘工农兵专业作者’‘做出的新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红学开始了学术意义上的回归，现代主义思潮引进了许多西式研究办法，陈维昭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用“女权主义”来诠释《红楼梦》。进入本世纪后，红学艰难地生存在一个大众消费文化占主流的年代。

　　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里，红学的显赫地位都不容置疑，虽然屡屡被政治化。而与红学相关的还有《红楼梦》的经济效应，比如建造大观园开展红楼旅游，以及有经济企图的地方政府掀起的曹雪芹纪念地之争。曾经高高在上的红学经历了政治濯洗和市场诱惑后不再神圣，无可遏制地市俗化了。红学曾号称是参与名家最多的领域，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如今也是副产品最多的领域：从国学大师到小家碧玉，从小心求证到耸人听闻，从学术奇葩到误读歪读，应有尽有。

　　而无论各个年代的红学多么繁盛，多么鱼龙混杂，《红楼梦》不过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青年学者陈林认为，什么时候谜猜完了，考据完了，红学也就完成历史使命了，可以回归其本来面目了。教授古典文学的曹立波为此保持了平常心，希望有一天“读者能够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小说，把曹雪芹当成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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