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心语

　　国际歌剧界的璀璨星空里，上海飞出去的一只“夜莺”，婉转啼鸣。

　　岁末，百位海外华人音乐家将齐聚上海新年音乐会。黄英的出现，又将成为女高音独唱部分最亮眼的表演之一。

　　近日，好不容易采访到黄英。这位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乔乔桑”，因回沪录制自己

的首张中国歌专辑，被记者逮个正着。独来独往的黄英，其实心里也有太多的话要说给家乡人听。在人民大道边上一家咖啡馆，她笑容甜甜地打开了话匣子……

　　从“青衣”变“花旦”

　　问：看到你不时回来走走，真好。上海观众最惦记的，是你最近在演什么？歌剧舞台上，你还是人们印象中的“青衣”吗？

　　黄：我不再单纯是个“青衣”了。近年在国外演的《费加罗的婚礼》《魔笛》《骗婚记》《女人心》《唐璜》，和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俐合演的《少年维特》等剧里，我有时是“红娘”式的喜剧人物，有时是妖气十足的艳后，有时候又是小心眼的市井女子，经常会比较“花旦”一点。拓宽戏路，对一个歌剧演员来说是很过瘾的。

　　明年，我在国外有两部歌剧邀约，剧中女高音的音区偏低，甚至有点像女中音，不是那种淋漓尽致发挥花腔的戏。但我的角色非常抢戏，对表演的要求甚高。

　　问：听说你马上要飞罗马？

　　黄：是平克乐队主唱平克·弗洛伊德“一剑磨十五年”的作品———法国大革命题材歌剧《萨依拉》（“一定会胜利”的意思）。我是三个女主角之一。这部作品有点“怪”，因为平克是流行乐手，他创作出的作品，听上去不是传统歌剧的路数，《纽约时报》介绍时干脆不说它是“歌剧”，甚至有媒体称它像音乐剧。2年前我就参加这部歌剧唱片的录制，这次在罗马的两场歌剧音乐会，就是唱片商配合今年唱片全球发行的大动作，然后准备再推出真正的实景大制作。所以，今后5年里，这部作品会不断地来“烦”我。

　　看平克写歌剧，太惊讶了。他是摇滚乐手，不懂谱子，所以，创作时就由他出创意，唱曲子，后面跟着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为他记谱，有趣极了。不过，平克毕竟修养不薄，我们一看谱都非常惊讶，他简直才华横溢！这种当今国际歌剧界的流行做法真让人大开眼界。

　　拍过电影后再没碰过《蝴蝶夫人》

　　问：你因电影《蝴蝶夫人》一举成名后，舞台演出单上好像没出现过《蝴蝶夫人》？

　　黄：没错。到了美国，我的经纪人一听，就明白我是小音量的女高音，《蝴蝶夫人》其实并不适合我。他说，当年卡雷拉斯颇受卡拉扬器重，然后就不断地挑战并不合适他嗓子的大部头作品，结果对卡雷拉斯的嗓音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所以电影以后，我再没有在舞台上接演过《蝴蝶夫人》。

　　从音乐会“大腕”到歌剧“新人”

　　问：你在美国发展了多年，其中一定有不少甘苦？

　　黄：我的经历很有戏剧性。

　　我从欧洲开始演艺生涯，因为唱片公司（索尼）在美国，然后被美国大牌的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签约，辗转到了美国。那时，我英文不会说，没演过舞台歌剧，身无分文，唯一有过的就是跟多明戈演的那部电影《蝴蝶夫人》。但是，经纪公司却把我定为重点推介的“明星”。

　　举个例子，这家大公司对每个刚签约的演员都要度身定做黑白肖像照，拍照的3000美元由公司先垫付，日后从每人的账号里扣；而我的费用公司却是白掏的。分派给我的经纪人也是一位“大腕级”的。他“大腕”到什么程度？手上曾经攥着的代理名家包括卡拉扬、小泽征尔、勒凡、艾森巴赫等几乎全部大师级指挥，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最名不见经传的演员，一夜之间推到最顶尖演出的音乐会中去。那些去美国发展多年的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他们对一个美国歌唱家也不可能这样，你太幸运了!

　　果然，就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有了跟流行乐大腕迈克尔·波顿和多明戈举行维也纳三人音乐会的机会，然后参与艾森巴赫执棒的马勒“第三”“第八”等演出，以及跟芝加哥交响乐团等顶尖乐团合作。别人拼命找关系都求不来的机会，不断落到我头上。

　　问：你一直如此幸运吗？

　　黄：老的经纪大腕到了退休年龄，渐渐淡出。我“转手”给了一个相对年轻的经纪人。机会变得不那么信手拈来，一个经纪人手上攥着一把明星，你只是等人找上门是不行的。我那时希望自己从一个音乐会明星，转变为一个真正在舞台上站得住的歌剧明星。这一个过程，要靠自己打拼。

　　说来你不信，我的第一次歌剧演出，是10年前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出牛仔”的地方，在一座小歌剧院连续演一个月的《费加罗的婚礼》。苏珊娜这个角色像中国的“红娘”，必须唱做俱佳，还有4重唱和6重唱要驾驭。我头一次上台，没一点经验，舞台上乱踩别人的脚，慌张不堪；不懂得分配体力，四幕的歌剧，到了第二幕差点演不动。好在那个地方的观众也不大懂，你唱错了也没有人太在意。这种情况下，我无所顾忌，越演越顺手。

　　2000年，我在纽约市立歌剧院连演三场《费加罗的婚礼》，《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评论“黄英又攀上了艺术生涯的新高峰”。这时候我真是感慨万分，如果一开始就让我站到大都会的聚光灯下，肯定就砸了。当年的“第一次”，真是太必要、太珍贵了。

　　想成为中国的琼·萨瑟兰

　　问：闯荡欧美多年，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黄：国内的声乐教育造就了很好的“乐器”———嗓音。但是，嗓音的表现力却需要后天锤炼。我们的音乐学院里没有“音乐教练”。他们不光是给你讲声音，对演员在舞台上必须达到的音乐、表演、语言要求，包括对作品风格和背景内涵的理解。国外有大量这样的教练，他们会帮助歌唱家提高。

　　现在，我每到一个歌剧院，就会先找教练。我毕竟是“外国人”，感觉再好也要根据歌剧演出的需要来。他们会帮我过滤掉错误，把风格提升一下，让我更自信。70美元一个小时，我花了很多钱在这方面。国外成名演员莫不如此。国内歌唱家一成明星，学习就到此为止了，那是很可怕的。

　　问：你在歌唱事业上对自己有没有一个长远目标？

　　黄：我在意大利，跟曾位列世界十大女高音的瑞纳塔·斯科多学习。我的偶像是新西兰的琼·萨瑟兰。当年我在上音读三年级，正为声音向何处去而徘徊，有老师听我唱后忽然说“你的声音像琼·萨瑟兰，你应该成为她那样的女高音。”我听了唱片，这个长脸老太太的花腔太漂亮了。我的声音最适合抒情花腔女高音的定位，所以有人评价我是“天生唱莫扎特作品的”。经历了这些年的发展后，我觉得成为一个像琼那样风格鲜明、造诣深厚的歌唱家，是我的目标。

　　问：生活上呢，至今仍独来独往？

　　黄：情感上的朋友，国内国外都有过，但我漂泊不定，至今没有结果。

　　我现在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提个箱子买了机票全世界飞。尽管我是一个独立的、有了事业基础的女性，但我不想做女强人，我现在更追求平衡。然而，具体到为琐碎的生活而转圈，我恐怕还是不行，我仍然需要作为艺术家所必须拥有的个人空间。所以，在舞台上“当众孤独”，生活中保持一份独立，是我目前的状态。当然，潜意识里，我仍然做着传统的梦，白首偕老是一种根的愿望。一切就看缘分了。

　　转赴欧洲发展 不时回家教学

　　问：你最近跟欧洲舞台的联系好像比较密切？

　　黄：在美国，市场磨炼很好，歌唱训练也不错，但到了一定火候，那里就不适合我了。比如，美国大多数音乐教练水平不错，他也学欧洲的东西，能讲出大致的音乐风格，但因为文化不同，要他讲更深层的，尤其是对作品文化背景和内涵的东西，就不行了。

　　意大利歌剧表演应该到意大利学，美声唱法则要到法国学。我现在越来越珍惜对中国唐诗宋词的学习和内在修养的积累，因为一个歌唱家的内心代表着一个国度的文化。我觉得，欧洲搞艺术的气氛更纯一点，人跟自然、跟山水花草的关系更和谐一点。而美国则适合搞视觉艺术这样的东西，它的“气场”看来越来越不适合我。未来三年，我会转向欧洲发展。

　　问：不少海外歌唱家如今都回国发展了。你怎么打算？

　　黄：我理解他们。一个中国歌唱家在国外再怎么辉煌，但最终那里的舞台不会永远为你保留。我也这样认为，我最后总是要回来，在中国继续我的事业的。这几年，我希望来来去去，能兼顾着帮助上海发展歌剧和美声事业。将来甚至不排除搞一个中心、工作室之类的东西，把我的心得体会传授给年轻的学生。

　　本报记者 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