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改任背后的官员退休通道(图)

　　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在发布会上。

　　在人大做学问我的日子过得很舒心（设计对白）。

　　11月19日，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走马上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与此同时，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正在舆论漩涡中全力筹建中华教育基金会。可以看出，高级官员退休后开始有和以前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新闻学院聘请退休高官传统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赵启正出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使得京城三大名校清华、北大和人大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级别上都上升到“部级”，成三足鼎立之势———此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2年4月一经成立，即聘请《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为学院院长。无独有偶，比清华大学晚成立一个月的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请了同样是部级干部的前《人民日报》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主席邵华泽做院长。

　　人大为什么会选择赵启正

　　1998年，赵启正调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被外国媒体称为“浦东赵”、“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屈指论客”、“中国的形象大师”。

　　专家分析，人大新闻学院的学术底蕴和该院一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是赵启正选择该院的重要原因。“人大看重赵启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要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新闻学院教授陈立丹说。

　　从官员到学者“现身说法”

　　一些中国官员退休之后开始主动脱离官职，选择了学者作为自己的新身份。外界也多把赵启正称为学者型官员。而与其说是官员，嗜书如命的赵启正更像一个学者。赵卸任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上海有80箱书，是那种装电脑的标准箱，“我的一大苦恼就是书没地方放。我一天不看书，就好像一天没吃饭。”

　　“我跟赵启正比较熟，他批驳及澄清某报告在核武器制造等方面对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不是喊一般的口号，真的是学者型官员。感觉他研究得非常深。”一直关注赵启正对外工作表现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记者。实际上，马振岗本人即经历了从高官到学者的转变。他是中国驻英国前大使。马振岗表示，在外交系统，很多高官退休之后选择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原先的同事，中国驻法国前大使、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他坦言，做了一辈子政府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不从事一线以后，还想做一些事情。60来岁是工作经验最丰富、最成熟的时候，虽然受退休制度限制，在一线不可能继续工作，但可以在二线继续发挥作用。马振岗认为他们从官员到学者的变化比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个“更”来概括变化，“所面对的领域和研究更加开放和深入、更超脱、更前瞻、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实想法，提炼一些思想和建议。”

　　高官执教的争议

　　和退休官员“下海”现象一样，退休高官进入学界，同样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卸职从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现，疏通了此前为“官本位”观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也有人提出，官员当政期间从教多半是兼职教授，而现在要转为专职教授，身份变成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人员，应该重新核定资格。

　　支持者说，目前不少大学的学院院长，尽管学问不错，就是没有本事弄来资源。这是这些学院发展的致命弱点。其实，大学不缺少专家，却真的缺少有管理才能和能够带来资源的领导。“这是中国官本位造成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学争着请官员，就是看中他们手上的资源，而美国高官退休之后，很多大学还不要。”一位人大的知名学者对记者表示。

　　反对者还提出，学术成就应是大学选才用人惟一的出发点。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国务卿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假如我们为这些基本不上课的卸任高官开辟从教的“绿色通道”，是否也会让大学面临相似的尴尬？

　　官学商

　　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党政系统再干到人大、政协，而有的人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不愿意离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总的来说，过去高官退休后进人大、政协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好处，现在他们为学、为商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高官退出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形成一个机制。

　　马振岗说，自从我们国家严格执行退休制度以后，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了与原来进入人大或政协不同的退出路径：有的进中央直属企业工作，也有的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当外事顾问，帮助“走出去”；有的进入民间研究机构，还有的从事扶贫工作。

　　北京大学杨凤春说，官学商三界，就像人鬼神三界，一定要分清楚，中国的现象是官既可以为学，又可以为商；学，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学，这就造成基本社会分工体系的紊乱。

　　张保庆的选择

　　近来引人注目的张保庆并没有利用教育部近水楼台的优势入驻高校，然而，他希望靠自己的努力给高校带来另一种“资源”，那就是贫困生的助学。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张保庆说原定今年年底退休，转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去做管理工作。后来得到消息，这个基金会必须在今年年底以前注册，如果等到年底退休，就会误事儿。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干脆提前退了。

　　张表示，基金会决非闲职：“我的工作重点首先是中华教育基金会，为什么接了这个工作？是因为这个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困难学生的。我要把它做大，想在资助困难学生方面做点事情。”

　　竹立家评价说，一些高官退休后从事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在这些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很多人从事公益事业，不会随便委身某一利益集团。实际上，这在一些部委已经成为制度安排，比如民政部，基本上每一任卸任部长都会担任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

　　高官的高校执教情节

　　实际上，中国高官的“高校执教情结”由来已久。而且，也与干部制度改革密切相关，预示着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基任首任院长。直到2001年，朱才辞去院长职务。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自2001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

　　近年来还有很多高级官员已经跨入学界：200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受邀兼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1年12月，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任第一任院长；2003年2月，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接受河南大学聘任，成为客座教授并同时出任博士生导师；2003年12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复旦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