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忽然想起了苏曼殊

　　环顾周遭，今天还有清纯如曼殊那样的人吗？如果有，我们还能理解他们吗？

　　忽然想起了苏曼殊

　　□ 王焱／文

　　今天的青年读者知道苏曼殊其人的大概不多了。可在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他却是位名满天下、令无数青年着迷崇拜的人物。

　　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曼殊是他的法号。他身世凄凉，所谓“一切有情，皆无挂碍”。在清末民初人物中，曼殊是个另类。他不僧不俗，亦衫亦履。若说他是出家人，法号前却仍冠俗姓；若说他不是出家人，确又曾三次剃度出家。他效法“国破离俗”的天然和尚，佛门戒律，视若无物，不仅饮酒食肉，而且出入北里章台，不讳言情色男女。他的一生有如鸾飘凤泊，渡日本，赴暹罗，下南洋，四海飘零，屐痕处处，留下了不少清丽可人的诗文，却极少在寺院里盘桓。一个旅行皮箱就是他的飞燕巢穴，也即他自嘲的“燕子龛”。他身着袈裟，奔走革命，与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却很少与僧人往还。

　　曼殊是位浪漫主义作家，他倾慕的是“谋人家国，功成不居”的革命家拜伦和雪莱那样的浪漫诗人。他之所以投身革命，不仅因为“革命总有一种诗的情调，因为诗就是革命”(法国作家J.COCTEAU语)，而且因为他洞察西方列强“包藏祸心，思墟人国”的野心，期冀通过共和革命以振兴中国，而不带分毫个人功利的色彩。

　　曼殊虽是出家之人，可他兰心慧质，哀乐情深。他不仅忧世伤生，而且对于男女情爱也一往情深，所作诗歌多以情爱为主题，凄艳哀婉，被人称为“嚼蕊吹香，幽艳独绝”。不过在我看来，曼殊的言情，本意乃在于欲借情之力以冲决专制网罗。所以他既主张恋爱自由，却又反对自由恋爱，即强调择偶自由，但必须从一而终。也正因此，他的罗曼史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故事。可以说，他是一位以情求道的情僧。

　　曼殊的诗学与诗功都不算深。他的诗文辞藻多从常见诗文中随意采择，随手加以点染化用，并无多少生僻典故或稀见语义，仿佛从天性中自然流露而出。曼殊曾先后学习过英文、法文、梵文等多种外语，译述数量却极少，且自言不愿以文士终身，所谓有心革命，无意为文。陈独秀说曼殊“从小没有好好读过中国书”，做诗做文只是凭借灵气。钱基博说曼殊是“所谓隽人而非大才”。若论曼殊一生的事功，他早年在日本曾入早稻田大学学政治学，后又入振武学堂学军事，却均未有成。无论文学成就，还是俗世事功，委实都有限得很，可为什么他在当时能够“却扇一顾，倾城无色”(柳亚子语)呢？

　　很多研究近代文史的学者都曾有这样的困惑，而知堂则认为：“曼殊之所以受人崇拜，或不以其作品，盖晚近清高之人太少，卑污之人太多，此曼殊之所以受多数人士所景仰欤？”此言确实别具只眼。民国肇建，革命果实却为僭主袁世凯窃取，成一不伦不类之政体。而革命党人以为革命功成，纷纷跻身官场。往昔的革命党一变而都成为民国要人，一时冠盖满京华。就连当年激情满腔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骤然升任东三省筹边使，也不免踌躅满志，“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曼殊私下嘲之为“此公兴致殊为不浅”。他每每援引明末大儒黄宗羲的话“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为？”以及“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为当日政坛名流痛下针砭。

　　“故国已随春日尽，鹧鸪声急使人愁。”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共和政体的原则是美德。而袁世凯既摧毁了帝国的荣誉与秩序，也破坏了共和的美德之基础。谩说什么革命、共和，雨花台的碧血也早已褪去了猩红的颜色。面临如此情境，失望已极的曼殊只有芒鞋破钵，悄然远隐了——“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闾门。”出于对民元后世局的绝望，他狂吸雪茄，痛饮冰，一食五六斤，如陈独秀所言，实在是用自戕的办法求速死。曼殊去世后，孙中山称道他的“率真”，陈独秀则赞赏他的“清白”。陈氏曾叹息说，“许多旧朋友中间，象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曼殊圆寂后长栖于西湖之阳，孤山之阴，于今已将近百年了。那些政治上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繁华销尽，烟雨楼空。历史烟云飘散处，只余下曼殊的一袭袈裟，斑斑点点，半是脂痕，半是泪痕。

　　在当下这个趋炎附势流行的年代里，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腐败去嘲弄清廉，以龌龊来压制纯洁，以无用来讥刺善良。环顾周遭，今天还有清纯如曼殊那样的人吗？如果有，我们还能理解他们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