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本报记者面对面杀妻碎尸嫌犯“拼接”6年恶梦

　　与本报记者面对面杀妻碎尸嫌犯“拼接”6年恶梦

　　他亲手杀死了曾经深爱的妻子，却又夜夜抱着自己与妻子热恋中的情书痛哭；为瞒妻子的家人，他刻意临摹妻子的笔迹给家人写信报平安；面对被自己深深伤害的妻子家人，他不露马脚地与他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陪同寻妻达2年之久……

　　这6年来，关成付到底经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昨日，记者透过他的千言忏悔、与他面对面的交谈，走近了他痛苦、矛盾、恐惧、忏悔……交织的内心世界，以期还原一个真实的关成付。

　　接受采访时关成付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本报记者面对面采访关成付

　　文/记者张冲秦杰周锐龚平通讯员赵军王文平尹庆图/记者蔡晓智通讯员赵军牛振江

　　关成付指认当年存尸的

　　寄存点。

　　落网

　　“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

　　11月22日晚10点许，我在家里休息，突然接到公司领导电话，说是公司焊接机械出现故障，让我火速赶往处理。

　　作为公司技术部部长，我没有多想，从床上爬起来，打的不到20分钟就赶到了公司。

　　我刚要迈进大门，就听到一个人问：“你是关成付吗？”我莫名地打了一个寒颤，本能地回答：“是啊。”话音刚落，六、七个人从四周一拥而上，将我死死摁在地上。

　　短暂的恐惧之后，我镇定下来。我知道是警察来了，因为我杀了文晴！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当时的感觉就像压在心里多年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装碎尸的蓝包

　　装碎尸的纸箱

　　杀妻

　　抱着逐渐冰冷的尸体僵坐了2个小时

　　文晴是我在洛阳工学院的师妹，山东人，恋爱时两人感情特别好。我先到武汉工作，分隔两地，平均三五天就要通一次信。文晴毕业到武汉做了导游。1997年10月，我们结了婚。

　　当时，我们单位效益不好，每月工资200多元，而文晴做导游每月收入有3000元。这种反差让她变得蛮横起来。

　　一次我和女同事坐飞机时坐在一起，被文晴晓得了，和我吵了整整一个通宵。当时我心想：“要是不与她生活在一起，多好啊！”

　　第二天，我就跟文晴谈起离婚的事。刚一开口，她就挥舞着菜刀，把我的手划伤，还声称要与我同归于尽。此后我尝试谈了三次，每次她不是动手打、拿板凳砸，就是用菜刀砍……最难堪的是，她每月直接领走我的工资，还动不动当着同事的面，翻查我在公司的抽屉。

　　并不是说我真打不过她，每次面对她的蛮横，我就想她一个人从山东到武汉来嫁给我，挺不容易，每次我都忍了。

　　1999年4月16日晚，同事为缓和我的家庭矛盾送了两张电影票，我和文晴一起看了电影《国家公敌》。途中我买了草莓没有洗，文晴吃后拉起肚子，回到汉阳住所后，她又对我一顿臭骂。

　　我被折腾到了转钟，她还吵着要我出门买药。我突然忍不住了，一怒之下对她下了手。看着她因痛苦扭曲的面容，颤抖的眼睛和嘴唇，我后悔了，害怕了。我抱着她逐渐冰冷的尸体，僵坐了2个小时。

　　碎尸

　　找了两名“扁担”，花了18元，我把妻子寄存在火车站

　　凌晨3时，我开始着手处理文晴的尸体。

　　我常在火车站寄存行李，于是想到就把尸体寄存到汉口火车站，那里人口复杂，不容易被发现。没有选择更近的武昌站，是因为我要经常去，怕会被人认出。抛尸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里。

　　翻遍了整个屋子，没有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箱子，这时我才想到要肢解。我从厨房找来菜刀，将下肢砍成四截，装进一个蓝色旅行袋内。

　　临出门前，我突然担心文晴可能会冷，就从衣柜找了一件黑色的呢子短大衣，包住她的上身。可家里康佳彩电包装箱根本容纳不下。我只好绑住她的双手，用菜刀割下她的头颅，放进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内，一同塞进了包装箱内。

　　早上8点钟左右，我提着蓝色旅行袋走出了家门，打的来到汉口火车站，花6元钱，将旅行袋寄存在进站口旁的寄存处，胡乱写了一个名字，埋着头匆匆离开。

　　我当时感到非常害怕，打的返家途中，看到一名交警正在查前面的出租车，我就想如果他来问我，我就全部交待，但交警并没有过来。

　　回到家中，我把在青年路围墙上一个制假证的呼机号写在一张便条上，塞进文晴的口中。我把彩电包装箱搬下楼时，已经9点，天空飘起毛毛细雨。我仍担心文晴在箱子里会冷，用不干胶将箱口封住挡风。我在楼下的自行车后架上垫一块木板，把包装箱搁在上面推到巷子口。

　　恐惧和紧张，使我身心俱疲。于是，我在附近找了两名“扁担”，将纸箱抬上一辆出租车。到了汉口火车站，我这次选择了售票厅内的寄存处。付了两个“扁担”20元劳务费，而写着寄存费12元，物品彩电的寄存单我随手丢了。

　　忙完一切后，我步行至火车站公交站，乘坐79路公交车回到家中，痛哭了一整天，我自己也分不清是悔恨还是害怕。

　　寄存点发现装碎尸的纸箱

　　关成付写给被害人父母的信

　　欺骗

　　临摹妻子笔迹报平安，丈母娘仍当我是“好姑爷”

　　我杀死妻子后，丈母娘一家三天二头询问，我就开始模仿前妻的笔迹给她们一家写信。第一封信是杀妻抛尸后的那个月末。我模仿前妻的口吻告诉丈母娘，近日要带旅游团到日本。随后两封信，主要表达对我的不满。

　　5月初，我以文晴的身份写了最后一封信，称她已离开了我，并带走了我用于买房的存款。为让丈母娘一家确信，还特意说如果将来有钱了，一定会回来还钱给我，并嘱托父母，若有钱可先帮她还给我。

　　5月底，我特意跑到山东丈母娘家演了一场“哭戏”，诉说自己的委屈和文晴的无义。我的丈母娘是一位退休教师，对那4封信和我丝毫没有察觉有异。善良的老人一边数落女儿的不是，一边陪着我落泪。

　　同年7月，文晴父母特意来到武汉寻女。为“寻找”妻子，我只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陪着他们在武汉三镇找了两个月，还特意数次到警方报案失踪。

　　我当时想啊，只要警方能够查得出来，我就交待，免得成天提心吊胆。可文晴音讯全无，老人们更确信女儿抛家去了日本。

　　2000年6月，前妻父母卖了山东的房子举家搬到武汉，一门心思要找女儿。这期间，我仍装作若无其事，和她父母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一同寻找早已不在人世的文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她妹妹还嫁到了武汉，她们一家人从未放弃过寻找。

　　在文晴家人眼里，我是贤婿。我的丈母娘常常在信中规劝女儿：“宁可失去女儿，也不能失去女婿”。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正是我这位“好姑爷”，残忍地杀死了他们的心爱女儿，还欺骗了他们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