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在历史上的地位——青海历史文化之九

　　公元八世纪，吐蕃政权的势力完全统一了青藏高原。在与唐朝二百余年的关系中，唐蕃间先后八次和盟，直至达成“永久性”和盟，形成“和为一家”的关系。

　　五代十国时期，青海东部初属唐归义沙洲节度使张义潮治下，后又为“温末”所控制。公元960年，宋朝建立，逐步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局面。为牵制原系青藏高原的党项族所建的西夏政权，宋朝对青海极为重视。至十一世纪初，河陇地区分散的小部逐步走向地区性统

一，出现了若干较大的地方割据势力集团，口角 口厮 口罗 政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河湟地区应运而生。

　　口角 口厮 口罗 政权在100多年的统治中，为国家的统一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西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又是宋王朝牵制西夏，维护祖国边陲安定的重要军事力量。虽然它是地方独立政权，但历代口角 口厮 王接受宋的封爵，与宋联合防御，数次击退西夏进攻，将西夏势力阻止于甘青边界，保卫了大宋江山甘青新边疆的安宁，并以青唐城为中心，努力发展经济和对外贸易，安定社会，富裕人民，把青唐城建设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枢纽，商贾云集于此，市场日益繁荣，成为西北东西贸易中心之一，是青海古代史上人民最为富裕、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

　　自元至清是青海重归大一统中央政权的历史时期。过去以“属部”视之的西部广大牧区也变“边郡”为“内郡”，“皆赋役之重比于内地”，在青海广大牧区设吐蕃宣慰使司“进行管理，始创土司制度”。到了明代，其国防战略地位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作为“边缴襟喉之地”之一，进一步确立土司制度，到公元1590年明朝派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加强军事部署之后，这里一时称为“天河锁月”和“海藏咽喉”的国防要地，加之四周崇山峻岭环顾，南有唐古拉山之天险，西有祁连山屏障，史书誉为“天然国防”。

　　在形成“国防”地位的同时，青海又居全国十四“群牧所”之一，成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四大牧区之一的地位初步形成。

　　公元1718—1720年，1791—1798年，清朝先后两次在西藏大规模用兵，在消除准噶尔部的骚扰和反击廓尔喀军队的入侵中，青海作为战略大后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888年在反击英国侵略者的隆吐山战役和1904年保卫江孜战役中，青海各族人民在与西藏人一道英勇抗敌的同时，还主动送乌拉、筹粮草，成为重要的后勤供给地。

　　明清以来青海又成为新的聚居地之一，国内大批人民就是在这一时期徙居青海，所谓“民族小展览”，实由于此。

　　新中国诞生后青海其在国家历史上的地位更加日趋重要，成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和资源开发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来看，在不远的将来，青海亦将成为国家重点开发和建设地区之一。 （李泰年）

　　青海乐都瞿昙寺

　　瞿昙寺的建筑彩画分官式和地方两种类型，保存较好的内檐彩画约800平方米，内容丰富而精美，与壁画有着同等价值，是研究明代早期彩画的珍贵实物资料。隆国殿及大钟楼、大鼓楼一组建筑彩画为明代早期官式彩画，外檐脱落严重，内檐保存较好，均绘有一整二破旋花图案，枋心留空，用色以黑、绿、白三色，通过晕色和相互串色来增加层次。隆国殿内檐彩画

　　瞿昙寺的石雕数量多，种类繁，均为官式须弥座形象，规制统一，雕刻细腻，精美绝伦。种类有宝光殿佛台莲花座、隆国殿佛台莲花座、象背云鼓、六伏狮曼陀罗、鼎座、罄座、灯座、御碑须弥座螭首、隆国殿和御碑亭的须弥座望柱栏板等，按石质分有花斑石和当地红砂岩。花斑石出自河南君县，石质呈淡紫色，匀布浅黄色花斑，磨光后莹润细腻，色彩斑斓。故宫坤宁宫、清西陵用此石制砖墁地，以示皇权的尊贵。瞿昙寺内，花斑石须弥座集中在宝光殿内，每件上部刻有“大明永乐年施”的汉文及藏文、梵文对照铭文，是明朝皇室布施给寺院的礼品之一，雕刻精细，磨制光洁。其局部圭角、仰莲伏莲、束腰金刚柱为官式统一规制，每件石雕分层拼对，应是在河南省境内官方采石场雕好，千里迢迢运至瞿昙寺的（分层拼对就是为了运输方便）。而当地产中坝红砂石石雕为整料，重达15吨的御碑须弥座也是一块整料。石雕代表作“象背云鼓”，雕一小象跪伏在莲花座上，温驯敦厚、憨态十足，身披璎珞，长鼻卷起一朵莲花，背负净瓶，上起云纹鼓座，座上置一面巨鼓，雕技精湛，形象生动优美，属宫廷石雕艺人高超手笔。另有“六伏狮曼陀罗”、“须弥山”等石雕均为宜德佳制，是明朝初石雕中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

　　600年的历史是瞿昙寺的价值所在，而600年的风风雨雨、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使这位历史老人病伤累累，残喘待医：基础严重不均匀下沉，大木构架歪闪倾斜，屋顶瓦面残坏不堪，椽望糟朽，梁枋断裂，已是险象环生，亟待维修。后来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由青海省文化厅主持了维修工作。按照古建筑的维修原则，对瞿昙寺进行了“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貌”，尊重传统工艺、传统做法的维修与修复。

　　瞿昙寺是青海的骄傲，它融合了汉藏两种文化，记载着600年汉藏交流的历史沧桑，是历史文物与

　　绚丽多彩的唐卡艺术

　　唐卡（藏语，意为卷轴画）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绘画艺术，它类似于汉族的卷轴画，具有独特的藏传佛教传统工艺特色，画面金碧辉煌，绚丽多彩，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大约于公元7世纪中叶，在藏王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进藏后），已经在这一地区各地以绘画艺术的形式出现。这时的唐卡大都是民间的一些画师供奉给寺院的供品，是零散的还没有真正形成系统的唐卡绘画艺术，直到五世纪达赖罗桑嘉措以后，这一地区才成立了相当于现在的画院机构，唐卡创作从此进入了一种专门化的创作时期。

　　现存较早的唐卡以及现在盛行于藏传佛教寺院和藏族民间的唐卡绘画艺术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丝绢绸缎为材料，用刺绣、编织、拼贴或套版印刷等方式制成的唐卡叫做“归唐”；二是用天然矿物植物颜料在画布上绘制的唐卡叫做“迟唐”。唐卡具体可细分为：布面唐卡、刺绣唐卡、织锦唐卡、贴花唐卡、愅丝唐卡、印刷着色唐卡、珍珠唐卡等。

　　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彩绘唐卡，画面构图主要分为上（天堂）、中（人间）、下（地狱）三部分。它们的长和宽都在1米左右，较大的也有3米，具有画幅较小便于携带悬挂，随时供奉观赏等特点。唐卡绘画艺术成就最突出的要数黄南热贡绘画艺术，它充分体现了唐卡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也体现了多地域、多民族艺人（藏族、土族、蒙古族）的聪明才智，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艺人集中，尤其是著名的“百米长卷”———《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其画面宽1米，长618米，内容丰富、构图复杂、造型逼真、色彩艳丽，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彩绘唐卡艺术，被载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唐卡在画面内容上主要反映的是佛陀、菩萨、天王、度母、法王、释迦牟尼、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达赖等等，这些画面构图集中反映了这一地区藏传佛教、民族历史、社会生活、民俗民风、医药、天文历算、建筑以及藏族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等的发展演变轨迹。它们凝聚了藏族人民的信仰、智慧和高超的绘画技术，记载着藏族的社会文明和历史发展。唐卡的绘制过程一般较为复杂，用料也极为考究，颜料全部选用天然矿植物原料，这样使整个唐卡画面，色泽艳丽，经久不衰。在长期的实践和摸索中，唐卡艺人创造了独特的唐卡绘制方法，首先他们将一块无花纹的绸布或白布经清水洗涤以后，放进专用的画框内，用绳子绷紧、拉平，这就是所谓的“绷布上架”的过程；再用烈性的青稞酒加入少量的牛骨胶在画布的正反两面各刷一遍，然后用白石粉加胶调成糊状，刷在画布的正反两面，晒干后又放在硬木板上用清水打湿，再用磨石反复磨画布正反面，这就是所谓的“白粉磨光”的过程；选用高山柳或杨柳制作的木灰条或铅笔在画布上起草构图，从毛质好的黑猪或红猫的脊梁毛中挑选出又细又长的毛稍制成细毛笔来勾线（主要采用平勾、浊勾、衣钩、叶勾和云勾）；用黑色粗牛毛制成的毛笔，采用平涂、点染、平染、湿染等方法，将天然矿植物颜料一一涂在画布上，依次是人物、衣饰、天空、景物、地面、脸部的顺序着色和染色（主要色彩用红、黄、黑、蓝、白五种）；之后将纯金打成箔，再研细成粉末，用水和骨胶调匀，涂在画布上，再用猫眼石或玛瑙石制成的硬笔笔头在金线上打磨，使其发光为止；最后的绘制部位是脸部，画脸的过程也叫“开眼”，五官画完后再做全盘整理；整个唐卡绘制完成后，加以装裱，装裱的目的是为了让唐卡显得更加华丽、庄重，且便于携带和悬挂。 （鲁占奎）

　　自然天成的“水口”

　　说起徽州，不能不提及“水口”。这些自然天成的水口，大都在村镇的边缘，这里古木参天、小桥流水，池塘里碧波荡漾，古亭古道相依，丛林婆娑，古风悠悠，由于是借山为景，故而为“水口”。于是徽州的“水口”便有了这样的美名：“千岩竞秀，万壑迂回，草木朦胧其上，云蒸霞蔚。”有水则活，无水则枯。水口以简约、疏旷的景致与大自然相契合，显得质朴而天然。如今徽州所遗留下来的“水口”，尽管已是面目全非，即便遗留下来的也只是几分残碛而已，但是作为一个村一个族的“风水”，兴旺发达的象征，“水口”仍是徽州人心中抹不去的一道风景。

　　清末许承荛在《歙事闲谭》中是这样描述徽州的“水口”的：“岩石欹叠，松翠石郝，交荫如绣。下有井日阮公泉，有溪曰潜溪，为柴桑小居旧地，榜曰‘渊明古里’，故今仍以潜名村，旁一溪曰阮溪，溪侧有水香园，下临桃花潭，花开夹岸，古松十株，老栗百株。” （王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