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11天医院仍收费

　　11月2日，陈玉莲签收到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女儿黄某死因所做出的《法院鉴定报告书》。生效的《法院鉴定报告书》记载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湖北省人民医院“在对黄某抢救及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上述医疗行为与死者黄某心功能衰竭死亡的发生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同一天，黄母还收到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她诉湖北省人民医院超标准收费案的终

审判决。判决书中说，湖北省人民医院在黄某的抢救治疗期间，多收取的费用达总治疗费用的30％。黄某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在去世前她正在紧张地备考研究生。她在1998年，诊断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全靠着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2004年5月10日上午，黄某到湖北省人民医院进行血液透析后着凉。11日，医院开了3克4天的头孢拉啶。第一天注射后，黄某就感到恶心，医生解释说这是正常情况，有些人对药物有反应。13日下午5时许，黄某在家中吐了一次，家人马上将黄某送往湖北省人民医院，到达时是晚上6点。黄母说，到达肾内科，当班的两名医生田少江和杜晓燕正在聊天，田少江说：“没有办入院手续，就不能接诊。”在相持了1个多小时后，肾内科主任丁国华来了，他态度强硬地说，不办入院手续不能接诊。记者在采访时，院方称，田少江和杜晓燕都是进修的医生，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而丁国华已经出国。

　　不明液体之悬疑

　　晚上8时30分左右，黄父办好入院手续。之后，黄某被带去透析。据黄母介绍，田少江和杜晓燕给为黄某做透析的护士湛利琴打了一个电话后，一瓶没有处方单的500ml的“不明液体”就给黄某挂上了。30分钟后，病人已经没有力气，昏厥过去。

　　黄母回忆说，慌乱之中，他们没有将那瓶子保存。这时，田少江和杜晓燕给60多岁的教授贾汝汉打电话。10多分钟后，贾汝汉来了，他询问了一下用药情况后，马上进行葡萄糖的注射。黄某终于抢救过来，但是已是危重病人，不能离开氧气，心肌、肝脏等脏器严重受损。

　　病历上记载500ml的不明液体为“葡萄糖＋能量流剂”。但记者发现病历上有红笔将不明液体改成“碳酸氢钠”的痕迹。那么，那500ml的“不明液体”究竟是什么？根据以后的《法医鉴定报告书》显示“黄某低血糖昏迷与该院用药有直接因果关系，不排除该院错误输入胰岛素的可能。”

　　一个生命的终结过程

　　就在黄某“挑战了生命的极限”后的当天，医院指定杨定平为她的管方医生。根据病历记载，杨在36小时内对黄某进行3次透析，而原来是每两周做3次血液透析。

　　5月25日，在黄某心脏功能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经协和医院心内科教授会诊，建议给予三种降压药进行治疗，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在未交代的情况下，一次同时给黄某三种降压药服用，服后导致黄某血压急剧下降，后来他们又用降多巴胺和阿拉明进行升压治疗。《法院鉴定报告书》认定：“该行为除严重违反医疗常规外，对黄某心功能迅速恶化及死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6月5日上午，黄某开始发烧。根据病历记载，杨定平要求护士给病人注射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剂菲那根，

　　在黄某临终前12小时之内连续给其输注，平均每分钟达277.55滴（正常情况是20~40滴／分）。晚9时20分，由于抢救无效，医院宣告黄某临床死亡。

　　病历档案露出的破绽

　　2005年6月6日，黄父母料理完黄某的后事以后，黄母曾到医院去结账。院方财务室以病历还没有送到为由不给其结账。黄母当即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请，要求对黄某的所有病历进行诉讼保全。记者通过病历记录，发现有以下收费情况：一天24小时，医院的“输氧费”却算出了29个小时；黄某已经去世11天了，医院还在收取“空调费”。

　　黄父母决定，向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报案，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文保分局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出了法医鉴定。《法院鉴定报告书》认定湖北省人民医院对黄某之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5年10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正式立案侦查，目前尚在侦查之中。

　　2004年9月8日，黄母陈玉莲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以湖北省人民医院超标准及虚设收费项目共计8839.33元为由提起诉讼，一审判决湖北省人民医院退还5629.53元，双方均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9月11日做出终审判决，变更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决第一项：湖北省人民医院退还病人家属医疗费5819.55元。据《法制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