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村医照顾艾滋病人 生活轨道从此改变(组图)

说起村中的艾滋病人，老周心痛不已。

为了村中的艾滋病病人，老周天天奔波在外。

每天记录工作日志是老周必做的功课。

说起如今在村中的待遇，老周心里有些不好受。

将免费药品按时交到艾滋病人手中，是老周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本报讯 (记者 吴艳霞 田明) 老周做了40来年的医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闲过。家里专门设置的药房、诊室，一整天也无人光顾，家门口挂的“村卫生院”的牌子，基本上成为一个装饰品。是他看病水平不行吗？并不是。多年来，他都是这一带的名医。是那个村民们提之色变的字眼———艾滋病，让他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同时，也告别了原本富足的生活状态。老周，是一个治疗艾滋病病人的大夫。老周对此没有后悔，因为从一开始，他感觉到的，就是一种神秘的责任和质朴的使命感。在规律服药和周到的照料下，村里的艾滋病人们都有了好转。老周为此特别自豪。

　　村医老周的一天

　　冬天的阳光刚刚洒在河北北部一个村庄的住家屋顶上，面庞黑红、头发花白的村医老周，就一瘸一拐地从自家院里推出他那辆旧自行车来，顺着村西的小道朝乡里方向走去。

　　背后，有几个村民神神秘秘地对他指点说着什么。一个多小时后，他小心翼翼地抱回一包东西，他一心在那个包上，小心地如同抱着一个心爱的娃娃，似乎并没有留心村民们那复杂而异样的目光。

　　有几个人神神秘秘地溜进来了，进来时，似乎都是溜着墙根，他们悄悄把那东西拿走。

　　一个该来的人没来，老周立即拿了那东西，很随意的样子，溜达进那家的破旧院子里，像是闲扯：“这两天没见着你，干什么去了？”

　　“有点儿感冒，不得劲儿。”对方有点儿怯怯的。

　　“怎么不治疗？”老周问。

　　“还短你100块钱没给呢，不好意思。”

　　“该瞧得瞧去，不能耽误的。钱不要紧，多咱有了多咱给，没有我也不催你。今儿领药了，千万记着按时服啊。”

　　办完这事儿，老周就往家走，到家门口，站在自家墙根底下，晒着太阳看了一会儿戏，对门那家正在办丧事，请了一个戏班子，引来村里的一些闲人看热闹。

　　热闹的卫生院门前，突然之间没有病人光顾了

　　老周做了40来年的医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闲过。家里专门设置的药房、诊室，一整天也无人光顾，家门口挂的“村卫生院”的牌子，基本上成为一个装饰品。

　　是他看病水平不行吗？并不是。多年来，他都是这一带的名医，三里五乡的人们都来找他，一天到晚忙得连喝口水的空儿都没有。单看看他家那院落就可以体会到当年的繁华，这是一个六间北屋的大院，红瓦白墙，辉煌气派的高门楼，加上东西排列整齐的厢房，在这个村子里，是最好的。据说，当年应接不暇的病人，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

　　然而，现在，我们在他家呆了一整天，也没见一个病人来找他。只有在中午时分，有一个人悄悄闪进来，跟他说感冒了，拿点药。然后，就迅速地溜走了。那是领药的人中的一个。

　　就是这份神秘，驱走了老周的病人们，也改变了这位行医40年的村医的生活轨迹。

　　那是个村民们提之色变的字眼———艾滋病。老周，是一个治疗艾滋病病人的大夫。这，让他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同时，也告别了原本富足的生活状态。

　　面对神秘的任务和质朴的职责，老周接受了

　　这一切，并不是老周刻意追求的生活，事实上，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将来是这样一个结果。

　　从一开始，他感觉到的，就是一种神秘的责任和质朴的使命感。

　　1993年，上级防疫站对整个村子的人免费验了一次血，说是查血型，可是，全村只有老周一个人知道，这里面还有一项秘密任务———检查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地方穷，在医院管理不规范的时期，一些人曾经去血站卖血，交叉感染，使有些人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这是老周第一次听到“艾滋病”这个词。从那时起，他开始注意到电视里、报纸上关于艾滋病这方面的报道。他开始很惊讶地发现，自己所在的村子里就有得了这病的人，他还在看病时认真地观察他们，并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那时候，不是因为任务，而是出于职业的自然。

　　这个秘密，他连妻子都没有告诉，因为上级郑重地告诉他：必须保密。

　　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医生。他只知道，这个病，有5-15年的发病期，当他有意地到一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家去做调查时，前脚出门，背后，就传来人家的骂声，谁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

　　10年之后，有艾滋病人在痛苦中死去，人们开始意识到艾滋病的严重。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总不能看着他们死去吧

　　2003年10月，老周被通知去廊坊，参加一个省综合示范区的艾滋病药物治疗培训班。他见到了来自全国的著名医院的专家，学习了关于艾滋病的知识，“上边”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去做那些艾滋病人的治疗监护工作。

　　这个建议一说出来，就遭到全家人激烈反对了，大家都情绪激动：“家里日子过得好好的，你怎么能做这个，这可是传染病，传上怎么办？再说了，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家呢？”那个时候，正是老周家过得最红火的时候。

　　老周几乎要放弃了。可是，那些感染者已经开始发病，他们浑身没劲儿，皮肤起红痘、疱疹，迅速消瘦，本来贫穷的家庭，眼看已经破败到极点了。有些人家的孩子，不满14岁就辍学了，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有一个病人就躺在仅剩一张破炕席的土炕上等死。

　　老周淌着眼泪回到家，对老伴说，“这乡里乡亲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着等死，我这个医生，看不下去！”

　　从18岁开始当赤脚医生，老周觉得，他无法推掉这个分内的职责。

　　再说，他也想过了，“我已经快60了，这病发病期不是很长吗？即使传染上了，再过10年，我活70岁，也差不多够了。”

　　他安慰家人：“别人都不做，我得去做，你们放心，会有回报的。”

　　艾滋病人甩出去的针头扎破了老周的手

　　老周从此就变成了一个艾滋病大夫。他详细地摸底、调查，并且，经常向防疫站报表。

　　病人们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反应，他都会详细地记录在一个从不让别人看的本子上面。最贴近的诊治和接触，使他很快就对病人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人的日常病症，只有他能够治疗。这些人，一天也离不开他了。

　　每三天，老周会准时去乡里把国家免费发放给病人们的药领回来，早7时，他会挨家手把手地教他们按时服用，还要查看服药效果。这药，必须按钟点吃，一次也不能拉下。所以，不论酷暑寒冬，他必须准时把药领回来，这是铁一样的纪律。多少回，雨水把他浇透；多少回，膝盖深的雪地里，留下他蹒跚的脚印，但是，拿药送药的事，他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

　　去年秋冬交替的时候，一天，家里有点儿急事，等办完了，天已经黑了，他又赶忙赶往乡里去取药，回来的路上，对面驶过一辆汽车，大灯一闪，他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腿摔伤了，留下了毛病，至今，他每天都需要服药。

　　老周细心照顾每一个艾滋病人的日常患病，对他们有了感情，然而，他也不得不流着泪，送走了他的两个病人。一个孩子在临终时，老周为他输液，那孩子痛苦中把针头甩了出来，碰到老周手上，老周的手流血了。这，可是最危险的。老周痛心地料理完孩子的后事后，才一个人跑到北京地坛医院找培训期间的老师求购疫苗。

　　这些病人越来越依赖他了，他们的日常病症，必须由老周来护理，而比较严重的症状，老周则通过电话求教北京的专家们，有时候，他还会亲自带着病人到北京地坛医院求治，地坛医院的大夫们，大都认识这个乡村艾滋病医生。

　　病人们都恢复得很好，老周却穷了

　　在规律服药和周到的照料下，村里的艾滋病人们都有了好转。到今天，这些人全都可以下地劳动，管理家务，站到外边，跟正常人看不出区别来。

　　老周为此特别自豪。

　　老周还帮他的病人们解决一些其他生活方面问题。他听说，一个病人的两个14岁的孩子退学了，他就找到学校，说服打动校方，最后，学校免了费用，孩子复学了。

　　作为一个农村的大夫，他特别理解身边这些患病的乡亲。他知道，他的病人们，都是因为穷，才得的这个病。他看到穷人家里最质朴的感情，老周告诉记者，他们村患这个病的，大多数是妇女，当初，她们卖血养活这个家，如今，得了这个病，没有一家男人因为这个而离弃妻子的，这些家庭的孩子们，也都比别家的孩子懂事，他们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家庭的责任。那两个孩子，本来学习特别好，就是因为要治妈妈的病，主动放弃了学业，决定出去打工。这些病人特别懂得感恩，他们享受到了国家免费投药，觉得是国家救了他们的命，总是向他表达那份真诚的感激。

　　这些乡亲们朴素的感情感动着老周，他觉得，必须帮助他们。可是，有的病人穷的连最廉价的治疗费都付不起了，到现在，外欠400多元治疗费。老周是个心软的人，他从不追要这些钱，可是，他也不能说完全不要，因为，他自己也得生活。

　　在这些病人的日子渐渐复于正常之时，老周自己的生活变得有点糟糕了。

　　前些年，老周家里养着一群羊，再加上老周看病的收入，一年挣1万多元钱，是平常事。他家盖了村子最好的房子，并且在全村第一个买了手机、电视和汽车，平时吃得也比别人家好。

　　可是，现在羊早卖了，老周成天跑这些事顾不上，如今，需要60岁的老伴种地养他。“上边”给他补一些钱，但是太少了，每个病人，每年补助他100多元，这点钱，连他成天奔跑县里、乡里的路费都不够。更不要说他带病人去北京看病了，好多时候，他都得自己贴钱。

　　院子里摆着一堆玉米，这是全家的惟一收入。一个酱缸和腌着萝卜咸菜的罐子，摆在墙根底下，那是前些年都不屑于吃的东西，如今，成了饭桌上的主菜。

　　村医老周，痛苦并骄傲着

　　更受打击的，是老周在村里的尊严。以前的周大夫爱热闹，有成就感，乡亲们家里有大事小情或是来了贵客，都请他来作陪。可是，这两年，他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一个乡亲聚会的场合，老周像往常一样跟大家一起喝酒，有个老乡就对他说：“你天天鼓捣那个艾滋病什么的，身上别也有这个菌吧，别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了。”

　　这个话，等于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了多年受尊重的周大夫一个大大的难堪。

　　老周从此不太去参与这些热闹场合了。他桌上放了一些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书，除了看看那几个病人，没事儿，就翻翻书看。他说：“我文化不高，学点东西吧。”

　　连亲戚们都疏远他了，他去北京找专家，到以往走动很近的亲戚家坐坐，前脚出门，后脚亲戚就把他用过杯子等东西扔掉了。他知道，人家很忌讳艾滋病。

　　老周家如今变得冷清而寂寞，“豪华”的院落，也少了财富的内容，原来心宽体胖的夫妇俩，如今，每人都瘦下去三十多斤。

　　老周说，自己只不过是个农民医生，对艾滋病人的照顾，当作很自然的分内事做，如今这些后果，都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感觉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他并不后悔，他看到他的病人一天天好了起来，心里不由得高兴；病人家大人小孩见了他，都由衷地露出笑脸，他满足；有个外村的艾滋病人受过他的帮助，每次到他们村来卖菜，都会把几根黄瓜、几个西红柿送到家来。东西不多，心意却让老周感动。

　　老周从自家橱柜底层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盒子，那是去年省卫生厅、国家卫生部和联合国某基金会的几位领导来他们村视察的时候，联合国那位姓赵的干事特意留给他的，赵干事了解这里的情况后，非常高兴，称赞老周这里的工作开展的真好，临走时，悄悄送给他这个盒子。

　　老周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件白衬衣和100元钱。那衬衣是名牌，特别白，老周舍不得穿，他说：“我现在做得还不够，等我真做出点成就来，那位干事再来的时候，我就穿这件衬衣。”

　　说着话时，老周激动地脸都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