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六合彩挑战中国(2)

　　正是由于意识到地下六合彩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李许才试图通过“真诚教育”来感化彩民。

　　政府打击

　　目前，有关部门已将非法“六合彩”活动视为当前中国影响最大、危害最严重的赌博

活动之一。2005年1月到5月，公安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便将“六合彩”赌博活动组织者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各地方政府对地下六合彩的危害也早有认识，出台不少打击办法。湖南省岳阳市专门成立了打击地下六合彩联合办公室(简称“打码办”)，并向市民公布了举报电话，奖励额度高达5千元到1万元。随后，各个区县的“打码办”也都相应挂牌，对地下六合彩展开了全面打击。而主要责任单位——各地的公安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打击活动，对大小庄家和部分码民，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经济制裁，情节严重者拘留，对涉及金额过大的码民及庄家还采用刑事手段进行打击。

　　湖南耒阳市委则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对工作不力、进度不大，地下六合彩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要实行“一票否决”，被否决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必须向市委说明原因，并将受到严厉处分。市公安局如果被“一票否决”，党政一把手由市委报请上级处理，分管治安的副局长要引咎辞职，治安大队长、教导员就地免职。

　　面对地下六合彩，地方政府往往沿用惯常的政治思维，采取运动式的打击手段。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味地高压或许有效，地下六合彩会暂时偃旗息鼓或者转移到其它地区。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买码狂潮，但并没有将其完全消除，待风头一过便又死灰复燃。此外，一些基层官员本身也与地下六合彩“有染”，无疑会影响政府打击的效果。因此，李许才对政府的打击效果表示出深深的不信任感。

　　综合治理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有识之士普遍呼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地下六合彩的打击需要各方协作、综合治理。

　　首先，要打破地区和部门限制，实行跨地区跨机构联合作战。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并联合公安、法院、宣传、妇联、共青团、学校等部门和单位，全方位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取缔行动，给地下六合彩赌博活动予以重创。例如福建省采取的办法，由政府出面，协调移动、联通等通信部门，用通信工具对不法分子发布的相关信息进行控制，从源头上对地下六合彩进行打击。

　　其次，将地下六合彩问题提升到农村发展的高度。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利益的保护力度，拓宽农民就业致富的途径和门路，积极创造就业机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民负担，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福建省委党校张义祯在其对地下六合彩的调查报告中便表示出上述态度。

　　第三，提高国家公彩的公信力。博彩游戏的非营利性质、组织形式、收益用途的公益性质、防止舞弊等特点决定必须由国家掌控。问题在于即使是国家组织的这种游戏也应受到社会的严密监督，而且，对国家的这种社会监督本应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但我国目前开展的由国家组织的博彩并没有这种监督机制，以至于出现过“西安

　　以上建议均着眼于打击非法的地下六合彩活动。而地下六合彩只不过是当前社会中花样繁多的赌博形式之一。如果社会中弥漫的渴望一夜暴富的赌徒情绪不能得到一定释放的话，还会有其他形式的赌博活动继续危害社会。

　　正如社会学者周孝正指出的，“侥幸心理和致富的渴望是人们的基本心理状态，人人或多或少都有，是正当的、无可指责的，但不要过分，过分了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应该严厉打击，不能任其蔓延。何况一个人的心理扭曲了、变质了，有时是无法挽救的。”决策者们必须正视这个挑战。-

　　地下六合彩的表现形式

　　其一为在国内代销香港发行的“六合彩”。实际上是香港合法的彩票在境内进行销售，而资金流入香港合法的彩票机构。

　　其二，利用香港的“六合彩”中奖号码接受投注的行为。一种是利用香港“六合彩”公司开出的号码自行设定赔率，自行设计或模仿香港“六合彩”彩票票样印制出相应的书面凭证，其凭证具有“彩票”之形式，而在市场上公开或者半公开发行、销售。另外一种不采用香港“六合彩”彩票那种有固定格式的书面凭证形式，而是使用只有作案人员自己明白的特殊符号，庄家仅仅利用“六合彩”有关号码私自设定赔率，坐庄接受投注，以庄家身份与他人进行对赌。

　　第三，提供香港“六合彩”中奖号码的虚假特码信息。此“特码信息”并非真正的香港“六合彩”公司开出的号码，而是行为人在香港“六合彩”开奖前，随意编出一些号码，对彩民谎称为该期“六合彩”“必中”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