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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耗光三千万制出抗艾中药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30日04:56 重庆晨报

  

“傻子”耗光三千万制出抗艾中药

  本报记者(中)与王彼得(左)和初新东(右)合影。 核心提示

  在人们的心目中,初新东是个“疯子”,他十几年来坚信中药能治艾滋病,坚持不懈地研制中草药抗癌;在家人的心目中,王彼得是个“傻子”,这个香港商人在德国法兰克
福公园的讲台上,竟毫无理由地相信,只有中国人才能找到艾滋病的“解药”。1989年,“傻子”认识了“疯子”,从此,“傻子”的3000万元财产源源不断地开始了“打水漂”的历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研制的“噻得呋”终被证明“对HIV_1型病毒具有灭活作用”。美国通用医药公司欲花5000万元美元购买药方,却被二人拒绝。他们的想法是:要拿下中国人自己的艾滋病药专利权。上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了他们的专利申请。

  海外夸下海口

  56岁的王彼得是香港人。1988年,一笔国外巨额遗产继承,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彼得非常开心,他周游世界,寻找着发财商机。第一站选中了欧洲。

  1988年深秋的一天,德国法兰克福公园里,一群人围着一个讲台。台上的人在演讲,他说艾滋病正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能够找到艾滋病解药的,必定是德国人。”一个日本人随后跳上讲台,他说:“找到抗艾新药的必定是大和民族!”

  在台下看热闹的王彼得,当时对艾滋病一窍不通,但他仍拉着翻译跳上了台子:“刚才他们全是乱说!今后找到艾滋病解药的不是德国人、日本人,应该也只能是我们中国人!”

  “傻子”与“疯子”合作

  1988年秋,彼得来到北京。他四处打听抗艾中药,想找成品买过来销售。但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不要说艾滋病药,就是艾滋病也少有人听说。

  1989年春节的一天,彼得坐火车到沈阳找“艾滋病项目”。车上,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告诉他,沈阳有个“疯子”,正在研究抗艾中药,就是缺钱。一听说艾滋病,彼得眼睛亮了。

  当天晚上8点过,小伙子带着彼得去找那个“疯子”。一进门,彼得的心凉了半截。“疯子”果然名不虚传,当时他的打扮是:头上戴着一个破皮帽,身穿西北老农才穿的老棉袄,腰间扎着粗绳子……

  “疯子”开始了自我介绍:初新东,大学学的是有机化工专业,从沈阳市政府机关辞职后,一直从事中草药研究。

  两人一谈就是三天三夜。末了,王彼得问初新东,花多少钱能拿出新药?彼得那时的心理承受能力是500万元以内,初新东开出的价码是300万-400万元。两人就这样开始合作。

  “败家子”王彼得

  彼得离开沈阳前,花几百元为初新东买了衣服改头换面。他拍着初新东的肩高兴地说:“好好干,没钱了只管向我要。”

  从1989年1月到1994年春节,初新东一干就是5年。5年过去了,800万元没有了,但初新东的研究并无多大起色。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彼得每次给初新东汇钱,也不向他要收条,更不过问钱是如何花的,因为他不想让初新东产生负债的压力。

  彼得大把大把地把钱投向他所谓的抗艾中药,这引起了父母和妻子的不满。全家人给他起的绰号是“败家子”。弟弟骂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傻子”。但彼得决定要做的事,没有人能干预。

  专业机构肯定检验成果

  1994年春节后,初新东打电话给彼得,新药出来了。彼得赶紧到沈阳看新药。两瓶淡黄色的液体放在桌上。

  下一步怎么办?彼得和初新东捧着他们的宝贝来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与检测中心测试药效。

  1994年4月,检测中心通知彼得和初新东看结果。专家伸出双手,露出笑容:“你们的艾滋病药初步成功。对HIV_1型病毒具有灭活作用。”

  但专家告诉两人:“不要高兴太早。你们研制的药,还有一定毒性,只能用于外部。真正对艾滋病有效的药是口服剂、注射液、针药等,这些才能从内部杀灭艾滋病毒。”

  第二年,“噻得呋”注射液送到检测中心。两个月后,检测中心的报告出来了:“对于HIV_1型病毒具有完全抑制作用”。这是我国中草药研制艾滋病新药的第一份病毒药物检测报告。

  19个月后,初新东完成了噻得呋注射的安全性试验。

  用自己身体作注射实验

  安全性试验报告通过了,谁愿意打第一针?要知道,静脉注射要求极严,药水稍有杂质,十几秒钟就死人。

  1995年7月13日,彼得早早起床来到办公室。一进门,便看见初新东躺在床上,手上打着点滴。彼得知道,他是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品了。

  3个小时后,点滴打完。初新东没有不良反应。6个小时、9个小时后,初新东一切正常。第二天起床后,彼得也在自己身上打起了艾滋病注射液点滴,也一切正常。

  临床实验挽救艾滋病人

  1995年12月1日,在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的积极协调下,北京佑安医院与彼得签订协议,共同进行噻得呋治疗艾滋病的临床试验。但试验经费全部由彼得出资。

  29岁的曾晓(化名),是第一个接受中药治疗的我国艾滋病患者。1996年初的曾晓,1.73米高的个儿,体重仅40公斤,而且失去记忆,不能进食,几乎是植物人。注射、口服、喷雾、外擦,四种噻得呋同时给曾晓用上,2个多月后,曾晓已能上街买菜了。

  与此同时,在国家卫生部的积极协调下,全国各地为佑安医院送来了6名艾滋病患者,其中包括重庆的联东(化名)。如今,这6名艾滋患者,除2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外,另外3人都健在。

  离“准生”只差一步

  从1994年到2000年,初新东和彼得一直坚持每年送检噻得呋到中国预防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与检测中心检测。并不断完善噻得呋的中药纯度和质量。到2001年,初新东和彼得的噻得呋进入最后冲刺,只需送检中国生物药品质量检定所,确认噻得呋的中药成分就可以投入批量生产了。

  这时,彼得的钱“烧”完了。为了维持噻得呋的科研费用,彼得忍痛卖掉了先前买下的7辆车,包括7米长的凯的拉特豪华轿车。“现在只差几百万元,噻得呋最后一张‘准生证’就可以拿到了!”彼得说。本报记者罗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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