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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师大山深处苦撑 每月仅100元补贴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30日14:20 光明网

  在十万大山深处外,一位民办教师苦苦支撑一座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坠的小学校。没有拨款,没有经费,只吃补贴,但为了孩子们,他默默无闻地一教就是十几年

  小学位于大山深处

  去响水滩采访可谓一路曲折。为了选择最近的路,11月25日中午,记者从东兴
赶到防城区一个叫板八的地方,那里是远离城镇喧嚣的十万大山山区。由于不通车,记者一行只好把车停在居民区的院子里,换乘三轮车到山脚,步行前往防城港市那良镇响水滩小学。此时太阳已偏西了,还好同路的有响水滩到板八赶圩的两位女孩,她们是一早就下山买米和其他生活用品的。

  下了三轮车,记者看到有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匹矮小的马在等候,两个女孩是他的姐姐。等两位姐姐利索地把两袋米架在马背上后,小男孩牵着马踏上了通往响水滩的山路。

  说来也巧,男孩正是我们要去采访的响水滩小学的二年级学生,他叫李富朋,今年9岁,满脸稚气。“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响水滩哩。”他对记者说。男孩的大姐说,山里人很苦,路不通,条件稍好的家庭养有马,到街上购物就有马驮,但大部分的村民只能肩挑背扛。“你们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干什么呢?”男孩眼里透出疑惑。

  “我们是记者,来找你的李老师呀。”记者答道。“记者?”男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摇摇头。“李老师是我们村最有学问的人,在村里很有威信,但他太辛苦了。”男孩的大姐接话。从她们口中记者得知,李老师名叫李进生,是响水滩小学惟一的教师,高中毕业后做了十几年的老师,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已经是响水滩文化最高的人了。

  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后,记者来到了响水滩小学,感到两腿像灌了铅似的,上气不接下气。

  全校学生挤一间破教室

  响水滩有20多户村民,都是花头瑶(瑶族的一支),房子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山坡上。因为有青山绿树作背景,响水滩小学很显眼,孤独的一间泥瓦房坐落在山坳中一块约四五十平方米的平地上。记者远远就能清晰地看到学校破旧不堪,泥土夯的墙上有一道道像沧桑老人脸上皱纹般明显的裂缝,门和窗已严重变了形,几乎与墙体分离。学校的后面有一块二三十平方米的空地,也是学生课间惟一活动的场地。这就是响水滩小学的全景。

  李老师正在给学生上数学课,快要放学了。这是一所令人难以置信的学校,仅有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教室,灰暗的光线里,有一面几乎看不清字的黑板。而教室四周却有不少裂缝和洞眼,透进来的光线倒是补充了几分明亮。全校39名学生,有的三个共用一张课桌。李老师说,学校有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因为只有一间教室,只有他一个教师,学生们只能挤在一起上课。

  别看这么一所学校,它都快30年了,虽然早就列入危房的行列,但李老师却在里面教了15年的书。高中毕业,乡里安排他回响水滩教书,但他一直没有得到转正的机会。没有拨款,没有经费,响水滩小学苦苦支撑到现在。“太难了。”李老师苦笑道。

  一个老师苦苦支撑十几年

  响水滩村民祖祖辈辈在山坡上开垦出一垄垄梯田,现在村民们在梯田上种稻谷、玉米和其他杂粮,山上种植了一些玉桂和八角。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勉强够吃饭,到头来能留在手里的现金是很少的。村民小组长李进林结婚已经8年了,小孩生了3个,但当年借钱结婚落下的债到现在还欠几百元。全村20多户人家,仅有5部电视机。

  村干部告诉记者,现在仍有30名左右的适龄孩子不能入学,原因是很多家庭交不起学费,孩子多的家庭只好让孩子轮流去读书。大的读完小学三年级要么能出去继续读书,要么呆在家里,再让第二个孩子去读,不管你年龄多大,有书读就很不错了。

  李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学生每个学期交50元钱的学杂费,除去教材、教学用品,还剩不到200元。

  因为这个教学点的老师是由那垌中心校聘的,每月李老师会得到100元的补贴。

  尽管那么清苦,李老师知道,如果自己不干了,会有更多的孩子上不了学。因为从响水滩到山外任何一个学校读书,最近也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很多家长不会让小小年纪的孩子走那么远的路去读书,而宁可让他们辍学呆在家里,这样他们还可以将读书要花的钱省下来。“我不干,没人干了,孩子们可怜啊”。正因为如此,李老师才苦苦硬撑了十几年。

  下了课,李老师把我们请到家中喝口茶。李老师有四兄弟,共在一栋泥瓦房里住,四间房每个兄弟一间。

  他排行老大,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住在靠门口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矮柜加一只木箱,一部小型的旧式收录机,两本仍然很新的字典、词典,两张床并排在一起,两张蚊帐、两床棉被,两三张大小不等的椅子,衣服胡乱挂在竹竿上,这就是李进生的全部家当。

  建好校舍成为奢望

  下午6点多,山里的天色已经很晚,寒气逼人,记者动身往回走了。李老师坚持要送记者下山。“你是第一个到响水滩的记者。”一路上,李老师把这句话重复了几次,让人感觉到他可能有话要说,但又难以启齿。追问几次,他终于开了口:“我有两个愿望,一是政府能给我一个名分,做了十几年的民办教师,我希望能转正;还有一个愿望,如果能把我们的校舍建好,我和孩子们不用再为在危房里上课而担惊受怕就好了。”这个要求在其他地方也许不算难,但在李老师这里却是一种奢望。

  下山的路依然漫长而艰难,想到李老师还要往回走,记者执意在中途让李老师留步。快到山脚时,我们回过头来,隐隐约约看到李老师瘦弱的身影还在原地举着火把一动不动,那么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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