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遗体捐献艰难前行

　　有人选择以隆重的葬礼来为一生画上句号，但他们却选择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让他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11月22日，在市红十字会组织的遗体捐献者联谊会成立仪式上，17位捐献者代表郑重承诺：“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去，我们会让亲人把遗体捐献出来给需要的人！”

　　记者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我市自1999年开展遗体捐献工作以来，六年时间登记人数仅200多一点，目前仅有9位志愿者实现了自己“身后”的愿望。而以上数字，远未达到我市移植及医学教学的需要。

　　这条路很漫长

　　2004年4月7日，星期三。这一天对69岁的乔润生来说极不寻常——他终于如愿和老伴一起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精神矍铄的乔老先生告诉记者，真正有这个念头还是四年前的事。那时他住在玉函南区，经常用轮椅推着老伴去买菜。每当经过一所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时，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一次，他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站在一束花旁问她妈妈：“妈妈，这花是什么颜色啊？我能摸到它，闻到它的香味。”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他和老伴。

　　“我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一个人的眼角膜可以给四个失明者带来光明。我就想，如果那一天到来，我一定得把遗体捐献出来，哪怕教学用也好。”

　　2002年初，乔老先生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三个儿女，孩子们马上就急了：“就算签了捐献协议，我们也不会执行。谁能忍心让人在自己父母身上一刀一刀划呢？”

　　“人死后，烧成灰，就什么也没了，还不如给社会做最后的贡献。”就这样，他和老伴做了近两年时间的工作，才终于说服了孩子们。

　　压力之下的善举

　　昨天，记者在泺源大街、文化东路、山大路随机采访了28位市民，其中25人表示“绝对不会捐献遗体”，只有一位大学生表示能够接受父母捐献遗体，但他同时质疑：“怎样才能保证对死者的充分尊重？”

　　市红十字会原副秘书长唐辉说，遗体捐献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多数中国人接受不了，“入土为安”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且这个工作执行起来太难了！”唐辉告诉记者，有一位50多岁的老人，是某医院的儿科医生。因为她要求捐献遗体，还“劝来”了七八个朋友，不少人就说她“精神不正常”。

　　看看那一双双眼睛

　　据市红十字会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国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达300多万，每年还要新增12万人，而每年能够接受手术移植的患者仅有两三千人。

　　面对这一窘境，一些医学专家忧心忡忡。山东大学医学院遗体接收中心主任李振平说，目前，各医学院校的教学尸体来源匮乏、频频告急，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由于缺乏人体标本，有的学校退而求其次，干脆靠人体挂图和模型来教学。”李振平说，山东大学医学院由于尸源缺乏，仅能让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做尸体解剖，且每10至12人解剖一具尸体，口腔、护理、预防专业的学生根本没有条件做尸体解剖。而在国外，医学院校的本科生都是一两人解剖一具尸体。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等待做移植手术的病人太多！”唐辉说，仅1999年我市登记做眼角膜移植手术的病人就有数千人，等待骨髓移植的有350多人，“可当时遗体捐献者却太少太少了！”

　　李振平说，一位老工程师在亲眼目睹了自己儿子英年早逝后说：“我一个人捐献遗体，对医学贡献毕竟有限，我多么希望大家都来捐献。”

　　我省一位著名的老中医说，遗体是最直接、最真实的教具，疑难杂症患者留下的遗体更具价值。器官和组织捐献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善举，一个人能帮助这么多人，他或她的生命无疑将在那些人身上得以延续。

　　（采写/摄影：见习记者 范俐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