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

　　“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

　　如果说关于城市怎样接纳从农村来的新移民的话题，已经讨论了多年，今天新生代外来工的现状，只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急迫。既然农民进城在中国城市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政策，才能真正使城市和农民外来工达到双赢

　　★ 本刊记者/黄艾禾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王春光，在一次去深圳调研时，与深圳市的一位负责人有过一场争论。

　　王春光对本刊记者回忆说，深圳前一段时间修改了移民政策，主要是对高学历和投资者开放户籍。也就是解决“技术移民”和“资金移民”的户籍，另外对“道德移民”(如见义勇为者或先进工作者)和家庭团聚者也有所放宽。当时，王春光对这项政策的制定者问道：深圳公布有1200万人口，其中有户口的人是160多万。你用这样的政策能够解决多少人？

　　对方回答说，一年30万人。王春光又问，你要多少年才能解决这剩下的大多数人？这些人已经在深圳生活多年，和深圳融为一体，也是纳税人，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外。

　　对方说，制定这样的政策，是参考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王春光反驳说：美国、加拿大这样搞，因为他们是国家。深圳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你既然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怎么能这样制定这样的政策？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当年要求进入上海和香港的新移民，不是戴着大学生、硕士、博士的桂冠，就是腰缠万贯、财大气粗、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新房、租好房的富豪，真不知还有没有今日的上海和香港。因为这样的人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少数，何况当年。”

　　这是记者在采访众多研究中国农民和城市化问题的学者时得到的普遍回答：中国的户籍制度，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大障碍。

　　文贯中说：应该把政府的政策、条例、制度安排当中，凡是不利于农民移动、不利于农民在城市中就业和定居的那些规定全部废除。因为这些规定违反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原则。中国是一个正在从官僚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户口制度就是从这样一个体制中产生出来的。户口里面包含了特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应该尽快废除。

　　“比起城市化的好处，在一段时期中贫民窟有所扩大，或犯罪有所上升所带来的坏处只能是第二位的”

　　然而，从中国政府方面传来的正式消息是，11月21日《望东方周刊》报道：公安部知情人士及专家说，其实新一轮的户籍改革意见已出来两年了，思路一直很明确，目前方案主要是总结现有的地方户改经验已在全国推广，但却有来自其他相关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的阻力，户口背后利益是问题根本，进展一直很慢。

　　11月22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向记者透露，公安部现在正在对此事进行认真推进和协调，但是具体的改革内容和相关举措目前还没办法透露。

　　政府官员们经常给出的说法是，人口激增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压力，如各项补贴、交通拥堵、治安问题、义务教育，令城市一下子难以承受。

　　然而，文贯中教授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反驳了这些说法。他说：为什么会发生人口的聚集呢？这是基于经济学上所称的集聚效应，即：通过人口的集中使各种经济活动的成本显著下降。文说，如果在城市的边际上引进一个居民或者引进一个厂商，它给这个城市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它所造成的边际成本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就有内在的动力扩张，通过把这个居民或者这个厂商包括进来来获得经济收益。所以只要集聚效应没有穷尽，一个城市就可以继续扩大下去，政府可以收足够的税收去补偿那些已有的居民和厂商的损失。先进国家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化是进步的源泉，文明的象征，现代化的标志。城市化的好处，大概是相信“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小农意识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文说。

　　但是，当一个城市的规模变得非常庞大时，难道不会发生“大城市病”，出现大量的贫民窟，使城市变得混乱不堪吗？

　　文贯中对此的回答是：城市化难免会在一段时期中带来贫民窟的扩大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这是各国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贫民窟的出现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本身当然是坏事。但是，如果在城市化的同时，要求绝对不能有贫民窟的扩大以及城市犯罪的上升，这样，必定把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推到遥远的将来。比起城市化的好处，在一段时期中贫民窟有所扩大，或犯罪有所上升所带来的坏处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懂得管理的话，城市化的弊病是可以得到控制乃至逐渐好转的。如果迅速拆除一切贫民窟，并不准新的贫民窟出现，新移民将极难进入城市。

　　文贯中说，发达国家达到城市化用了几百年。很多文学家把城市化的过程描写为妻离子散、小农被人兼并，新移民不断受到市场鞭笞这么一个很残酷的过程。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虽然城市化包含了移民群体必然要付出的情感和心理上的代价，但是在经济上是会给他们带来巨大效益的。只要农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是自愿的，他的选择就代表了自己境遇的改善，否则他不会从家乡移民到城市。

　　而政府除了应尽的责任外，还应该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帮助移民尽快安顿，向他们提供就业信息，帮助他们获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机会。要知道只有尽速帮助农民成为城市的正式居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早日实现。

　　开放，才能使新移民们更快融入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从农村来的城市新移民的，他在《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一书中，特别谈到了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他们作为“边缘人”，如果处理不当，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边缘人”都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秦晖举例说：

　　在美国纽约的外来人社区，其中包括我们以前常常用以作为资本主义罪恶象征的“贫民窟”，按我们以前的想象，平时应是各种案件的高发地。然而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却有种理论，说是这种地方恰恰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器，是赞成维持现状的选民集中之区。有人对若干拉美国家多年来历次选举的选票统计作了大量研究，居然发现这如果不算是“规律”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为什么？

　　这些学者分析说：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主要是进城农民——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一般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

　　秦晖说，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难找到相反的例子。例如南非，像约翰内斯堡“西南镇区”这样聚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黑人劳工的贫民区就是典型，这个地方过去以索维托之名频频见于传媒，人们知道它是反抗白人政权的激进运动的大本营与非国大的基地，却很少注意到它也是全国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其犯罪率要比纽约黑人区高出许多倍。人们认为这一状况是种族隔离制度使黑人打工者无法融入正常都市生活与市民社会的结果。

　　秦晖还引用了另一个例证。有人对纽约等城市犯罪率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与前述“拉美现象”可以类比的情况。虽然一般来说黑人犯罪率较高，但那多是老住户，而新移民、尤其是未入籍的新移民犯罪率反而极低，包括其中的黑人也是如此，这也与他们更希望被现存秩序所接纳(事实上很有这种可能)有关。

　　秦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开放的体制不仅有利于边缘人群体融入城市正常社会，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原则维持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间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场准入(起码是劳务市场准入)的基础上提供相对更为平等的机会。而且这种体制还有利于在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

　　“有人说过：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边缘群体与市民一样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则黑社会这类组织便会填补这个空缺。这又反过来使主流社会更认为对他们的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碍，那就形成恶性循环了。”秦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