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滋病人最多的国家回来(图)

　　中山医院援非医生杨芳裕说，这辈子关于生死的问题，在博茨瓦纳的三年两个月里都想完了

　　在博茨瓦纳，杨芳裕不得不戴着防护眼镜做手术。

　　“快帮我找个防护眼镜！”他从博茨瓦纳回到中山医院第一次做手术时，向护士提出要求。医院没有配备，护士找了个大号游泳镜给他，他紧紧套在眼睛上，像个潜水员，神情有些滑稽。手术中，他戴着三层手套，人也包裹得严严实实，像个粽子。不管在医院还是在家，都频繁地洗手，像得了强迫症，也不敢去公共卫生间。

　　护士理解她，因为他是从全世界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国家回来的。

　　如今，已经回来2个月了，大多数夸张举动都消失了。但在检查病人前，仍会不自觉地转身，寻找一次性手套。

　　80%的病人携带艾滋病毒

　　死亡像平常的风景，没有复杂的仪式，也难见到撕心裂肺和哭天抢地的情景

　　报名援非之前，杨芳裕就知道博国是一个艾滋病多发的国家。40%的成年男子，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这是全世界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国家，北部尤其集中。他所在的仰加奎医院就在艾滋病肆虐的北方，80%的病人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这些数字没能使他惧怕。他认为，凭借一个医生的专业素养，防艾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恐艾问题，而是在死亡边缘上游走。“艾滋病使人的生命力变得非常单薄，像纸一样一吹就破。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于艾滋病的并发症，尽管你选择了最好的抗菌素。”

　　他经常看见博茨瓦纳的墓地，“从左到右分成许多格子，每个格子可以埋葬一个人，长辈在左，晚辈在右。埋葬了一个人，格子就变成坟墓。让人痛心的是，往往左边的格子还是格子的时候，右边的格子已经都是坟墓了。”

　　他说，如果没有艾滋病，博茨瓦纳人是长寿的。病房里，90多岁、100零几岁的老人多的是。政府的高福利政策让他们衣食无忧、颐养天年。如今，50多岁的人口很少，好像出现了一个断层。

　　连医务人员也不能避免艾滋病的威胁。在2003年终总结大会上，院长说“今年我们医院的成绩是喜人的……但不幸的是，医护人员死了16人，大多数都死于艾滋病”，而医院所有职工不过400多人。

　　和杨芳裕关系要好的两个同事，一个是黑人司机，一个是骨科医生，都死于艾滋病。

　　可能受基督教升天理论的影响，当地人已将生死看淡了。亲属在医院太平间洒下一番泪后，就简单地将后事料理了。没有复杂的仪式，也难见到撕心裂肺和哭天抢地的情景。

　　死亡像一道平常的风景。空气清新透明的博国，经常让人感觉像个坟墓。

　　这辈子关于生死的问题，在博国的三年两个月里，被他想完了。以后都不会想了。

　　两个医生要看整个国家的病人

　　每一次手术都高度紧张，因为锯开颅骨或切开脑血管时，血花最容易溅进眼里

　　杨芳裕所在的医院，是博国最大的一家医院。包括他，只有两个神经外科医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那里的原因。真的是一种使命感。”

　　他说，博国是我们的友好国家。那里太缺医生了，因为没有医学院，只能送少部分人去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学习，回来后，基本都进入卫生部，真正做医生的很少。外科医生，尤其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就更少。因为国际上神经外科医生执业资格最难取得，工资又特别高，别国医生不太舍得牺牲收入，跑到这里来当医生。

　　这个医院需要8个以上神外医生，却只有两个。杨芳裕和另一个埃及医生要负责全国所有的神经外科病人。最长的时候，他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月。

　　神经外科医生有两个动作高度危险，一是在锯开颅骨时，一是在切开病变的脑血管时，血花激流四溅，最容易溅进医生的眼睛里。因此，不得不戴特别夸张的防护眼镜。但颅脑内又是神经密布的雷区，不得不摘下眼镜，才能保证视野清晰。

　　每一次，都是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做手术。一个月20多台手术，还有数不清的门诊。

　　可是，过分的自我保护也会被视为没礼貌。和病人家属对话时戴口罩，和黑人握完手之后转身就洗，都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为了两国的传统友谊，只能等没人的时候再洗手。”?

　　医生不能勉强病人做艾滋检测

　　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常说只有孩子和男友，没有丈夫，“我有好几个男友，要检查哪个？”

　　博国令人尊重之处是，不向世人隐瞒艾滋病的高发情况。他们需要全世界的同情和帮助。

　　在这个国家，任何单位不能以艾滋病为由解雇病人。当然，医生也不能勉强任何病人去做艾滋病检测。

　　杨芳裕经常见到这样的女艾滋病携带者，他建议她的丈夫来做个检查，看看是否被传染上，她说自己只有孩子和男友，没有丈夫。他说：那就请男友来做个检查吧。她说：“我有好几个男友，要哪个来？”

　　医院的很多护士，都是自己带着孩子生活。在博国，只有富有的人才结得起婚。

　　那样的风俗，那样的环境，让他格外想家。同去的医疗队有19人，20多人次被艾滋病感染过的针头扎伤过。好在他保护得好，幸运地回来了。记者 林小红 通讯员 陈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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