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当全社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哈尔滨全市停水，这场因吉化公司爆炸引发松花江水体污染而导致的事件时，湖南冷水江市十多万市民也遭遇了类似的全城大停水。一化工厂储存池意外垮塌，废水流入资江，导致资水污染物严重超标，冷水江市被迫停止供水12个小时。与此同时，重庆开县天然气主管道发生爆炸，两万人紧急疏散。
接连发生的三起事件，孤立看是个案，但把它们放在一个大背景下去观察，实际上是我们20多年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恶果。换言之，近期密集的环境事件，预示着我们为环境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刻到来。
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场拼环境和资源的战争。GDP增长的同时，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自然资源遭受不顾后果的掠夺式“大开发”。由于中国已经丧失将环境危机转嫁给别国的时机和条件，所以，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更大更厉害。
统计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也占了16个。因此，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记得“六五”期间，国家有一个重点科研项目，是预测“2000年的中国”。当时，中央各部委动用了400多名专家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对15年后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预测。斗转星移，如今可以对当年预测的准确度进行验证了。然而，结果颇耐人寻味：凡有关经济发展建设方面的预测（如关于电信，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将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瓶颈”的预测），几乎全部落空；而有关生态环境前景方面的预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扩展、沙尘暴、森林砍伐和物种消失，等等），又几乎全部成真。
之所以如此，除了预测者们未充分考虑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外，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问题十几年来没有多大改变。从体制来看，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现行经济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来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考虑环境因素和体现环境成本；从资源使用和定价来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企业生产成本中的环境成本不完全，这种环境无价、资源廉价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浪费和效率低下，还鼓励了粗放型的生产消费方式，环境破坏和补偿机制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与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态安全，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抵消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近期水污染为例，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消耗大量财政支出。
没有生态的安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安全。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高消耗、高成本的破坏环境的高增长经济，是一种自杀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