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唯一被强迫的一次

　　当林彪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腾发光时，毛泽东无疑是欣赏的。然而当这颗“新星”升至中天，毛泽东又预感到不祥：从林彪的多次讲话中，从叶群等人的地下活动中，毛泽东已经存有戒心。至于林彪能走得这样远，毛泽东未必料到。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高兴”以至反感，是从林彪大谈政变经开始的。

　　林彪曾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了一番，结论是：“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以后又多次谈到夺权。有时是一边大谈毛泽东的权威：“一句顶一万句”，一边又说军权是权中之权：“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精明的毛泽东对林彪近来的许多活动看在眼里，不满在心里。

　　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吐露过他的心声：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情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毛泽东把这段自称“近乎黑话”的话写给了江青，但他声明这只是“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所以并不能据此说那时毛泽东就已看出了林彪的野心。他希望林彪能改正，真正地担起重担，要不他就不会将林彪推至高峰。同样在信中，他对江青也不满意：“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在毛泽东眼里，林彪和江青都是有“缺点”但不能不用的人，因为他们跟黑帮有区别，而毛泽东作战的对手是“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那样一串串的“黑帮”。悲剧也就在这里。

　　党的九大之后，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的权势达到鼎盛时期。对于最高权力的渴望，使得他有些迫不及待了。

　　1969年10月17日这天，林彪以中国第二号人物的身份，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通过总参谋部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顷刻，中国全面进入紧急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举十分惊讶。这样大的一件事，不经政治局讨论，也没经政治局常委研究，林彪一个就敢下这样的命令，他着实不解，他阅后当即批示：请主席阅。

　　此件当即由汪东兴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看后，脸上顿时出现不悦，沉默了半天，才对汪东兴说：“烧掉”。汪东兴正要将文件拿去烧，毛泽东自己却拿起一根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看着它在手里燃尽。毛泽东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去划火柴，被汪东兴拦住：“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将信封还给汪东兴。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东兴回答：“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恩来一愣：“烧了？”汪东兴说：“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恩来没有再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很快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在10月17日这同一天，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当众宣布：“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1970年3月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毛泽东见信后，立即要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