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让学术走近百姓

　　央视10套“百家讲坛”节目在2001年创办之初，并没有一炮打响，两年中都没有什么影响力。节目组开始研究怎么贴近百姓。

　　当时清宫戏很火，“百家讲坛”就策划了一个“清十二帝疑案”的系列节目，收视率一下就上去了。从那时起，节目组渐渐摸清了这个节目的规律。而刘心武的“秦可卿身世之谜”播出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巨大争议，“百家讲坛”再一次借势提高了知名度

和收视率。

　　对不起，它不是学术论坛

　　策划人解如光反复强调：“刘心武这件事媒体说了很多了，有人说百家讲坛应该是个学术论坛，到我们这儿来讲课应该有些责任，我觉得这跟他们不了解‘百家讲坛’的节目宗旨有关。首先它不是个学术论坛，电视台是大众传媒，我们就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节目定位就是让专家为百姓服务，这也是节目比较快地在社会上得到认同、收视率提高的原因。你要是按一个学术论坛的标准要求我们，我只能说‘对不起’。”

　　架座桥，扶着专家过桥

　　解如光把这个节目比喻成“一座专家通往老百姓的桥，然后让专家从桥上走过来。”“‘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直接走过来是不行的，必须告诉他们怎么过桥。我们一直在寻找‘百家讲坛’自己的叙述方式，就是你不能是研究院里的文本，也不能是大学里的讲义，也不是说书讲故事的。‘百家讲坛’讲出来的东西应该是思想与叙述并重。必须把故事和分析结合在一起。抽象分析对我们来说画龙点睛就够了。”这种改变对专家来讲可能是痛苦的过程，“他们都是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人，要改变他们等于把一个人整个表达体系彻底颠覆。”

　　谈到刘心武现象，解如光不客气地说：“那些红学家到我们这里来讲课，大部分都很失败，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何让老百姓听明白。所以他们今天说刘心武，恰恰就是他们的短处。”

　　过桥就要经受痛苦

　　解如光说：“几乎每一位专家都要经历痛苦改变过程，比如，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讲《聊斋》，有些部分讲得好，有些讲得不好。为此我们特地去了一趟济南，跟她当面沟通。比如她讲到一个人物叫细侯，一个烟花女子，她一生中所有故事都很平常，只是到了最后的一刹，她的思想中爆发了一种别人都想象不到的能力。马老师一开始就讲‘惊世骇俗说细侯’，上来把这个故事的结果给讲出来了，然后再去分析。我告诉她这样讲不行，前半截讲完后半截就没人看了，要换一种方式讲，讲一个女孩子的生活经历，边讲边把分析加进去，一直讲到最关键的时候再把这张牌翻出来，前面各式各样的分析都带着假设，觉得她不过是个普通的烟花女子，那么蒲松龄为什么写她？肯定有原因，这样就吸引住观众了，最后再说蒲松龄写细侯的真实目的何在。”

　　解如光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国防大学的马骏教授，“他来我们这里讲二战，用部队里长官对士兵讲话的态度讲了几集，我们跟他磨合，给他讲栏目的宗旨和要求，他想改变自己，但是在部队里习惯了居高临下命令式的作风，所以讲座也表现出来对别人灌输的姿态。随着时间的磨合，马骏渐渐懂得了心平气和地和别人交流，他懂得小声说话了，他懂得要讲故事了，他注意观众的眼球了。”

　　把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制片人万卫认为，这种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我们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 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我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开始老师做不到，包括刘心武揭秘秦可卿，他也没做到。所以编导三五分钟就打断他一次，为观众总结、提醒一次。悬念性、单线条和戏剧性是我们总结出来讲座节目和论文的不同地方。有的老师就能在我们要求下做到了，比如易中天。但有时候他也忽视了细节，比如他讲刘邦，前面都铺垫好了，讲到鸿门宴，他说：下面就是你们都知道的鸿门宴，就不讲了。我问他，您为什么不讲了？他说，这谁不知道啊？我们跟易老师讲，观众想听的就是这个，他们要听您的版本的鸿门宴。”

　　万卫把这个过程比喻成“培训主讲人”，“培训什么呢？以前我们很糊涂，现在我们知道了，实际上是培训主讲人编剧的能力，是把他们的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万卫介绍说：“刘心武研究了10年《红楼梦》，没多少人买他的书，到我们这儿一讲，书就好卖了。易中天去四川出差，开出租车的认识他，一进宾馆，提行李的人认出他来了，宾馆经理也认识他，他成了宾馆里的名人了。这就是我说的‘打造学术演讲明星’。” （《生活周刊》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