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问题专家李楯:救助患者的人也要守法

　　□本报记者沈颖

　　记者：高医生很困惑于她所遭遇的骗局，甚至发出自己还能相信谁的感叹，您怎么看？

　　李楯：高耀洁医生多年来在防治艾滋病第一线工作，我很敬重她。她所遭遇的骗局反

映出了目前现实存在的艾滋病问题。与高医生发现的“艾滋陷阱”相对照的结果是，我发现一些早期进入艾滋疫区的组织或个人，有的已经不敢再进去救助了。他们收到过谎报的艾滋病人数字，有的经常碰到当地农民给他们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什么买车找工作啊，终于招架不住了。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仅归咎于民风问题，也不能只归因于贫穷，虽然人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软制约”。除了道德，人的行为还需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艾滋病人、家属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或组织不能游离在法律之外。因此，政府也应该考虑如何行动才能最大限度消除这种现象。我更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去解决好防治艾滋病硬制约层面的问题。

　　比如，我们还未建立全面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致使在中国仍维持了城乡分治的旧体制格局，而目前的卫生医疗保险只覆盖了全体国民的6％。这是应该持续研究的重大题目，社保的健全是有效抵御艾滋病、减少艾滋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损失的制度性保障。

　　记者：高医生所发现的“艾滋陷阱”中，一部分怀有个人利益目的的人似乎混进了志愿者组织。这种现象是否也属于硬制约因素？

　　李楯：目前由于相应法律缺位，存在的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大多没有注册，属于非法存在，有的只能做工商注册。这种现实容易出现鱼龙混杂。

　　但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公众力量的参与较少是目前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的NGO还处于婴儿时期，公益事业的空间也处于成长过程中。在国外，解决艾滋病问题，各种NGO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即使在泰国，公益空间也比较大。艾滋病问题考验政府的协调能力。在艾滋病防治中，有很多事情要非政府组织去做，比如给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给药物依赖者提供美沙酮和洁净针具。在国外是非政府组织去做，在国内只好由实际由政府办的或少数外国人资助的NGO去做。NGO做了之后实验区效果很好，能不能推广呢？很难———民政局不批准成立组织。

　　记者：您曾经发表过一种观点：现在已经出现了“吃艾滋病饭”的人，该怎么理解？

　　李楯：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外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资金投入到中国艾滋病的防治中去，已经有人担心艾滋病防治会不会像过去几年的世界性“扶贫”一样成为一个“产业”？一些人会不会争吃艾滋病这碗“饭”？艾滋病研究项目不要变成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项目在展开之前并不认真调研过去的资料，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后才发现前人早就做过这方面研究。我还参加过一个两天的会，竟花费了几万美元，有必要吗？进一步说，“吃艾滋病饭”并不是不好，但吃了这碗饭要做出贡献来，如果仅仅是消耗了很多资源，没有使真正需要的人———那些感染者、病人和易感人群受益，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让更多的人能分享，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浪费，而且还会引出很多别的问题。在中国做艾滋病公益项目，也要做到信息公开，由公众参与，看看投入和产出是否相当。

　　记者：从1985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人至今，已过去了正好20年。您怎么评价这20年国家在艾滋病领域的政策变化？

　　李楯：如果我们梳理20年来我国针对艾滋病防控政策的变化，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从在国内发现并承认艾滋病开始，到第二个阶段发现吸毒能传播艾滋病，开始加强禁毒，第三个阶段是发现卖血感染艾滋病，开始清理血站，到最后发展到“四免一关怀”，是个巨大的进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千年国家元首峰会上承诺了8项目标，其中第6项就是关于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的承诺。SARS流行后，政府更加意识到：对于国民的医疗费用，政府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表明我国政府推动职能转换，以人为本，更注重人的健康权。

　　相关专题：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