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我的排行榜还能做100年

　　1981年春夏，听到马尔科姆·福布斯的冒险计划，《福布斯》执行编辑库克突然大声惊叫：“上帝，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做一个像‘艾思托夫人400’那样的东西吗？”

　　“艾思托夫人400”是19世纪末纽约非常著名的私人舞会，位于最繁华的第五大街上，艾思托夫人认为全美国有资格参加这个舞会的不会超过400人。马尔科姆的冒险计划正是后来的福布斯400富豪榜，其巧妙地借用了这个散发着“资本芳香”的名称，打响了自己的富

豪排名。

　　6年后的中国，广东电台产生第一个歌曲排行榜，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同年，中国大学排行榜接踵而来，中国人终于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造榜道路。政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协会、学会、报纸、杂志，皆加入了造榜的共荣圈。仅大学排名，1987年到2001年就有15个机构发表40多个。这样的繁荣持续经年，1999年，《福布斯》富豪榜终于邀请中国加入了艾思托夫人舞会。

　　中国的机会成就了中国的排行榜。无论何时，“第一”总是吸引人的，你争一个状元，我争一个探花，顺序起起落落，不经意就让人看到世界变化，而在一日千里的中国，谁抓住这个变化，谁就抓住了机会。经济界的晴雨榜被当成股民图腾，娱乐界的大榜小榜有如星梦生命线，文化界的一百零八星排行常规性招来口诛笔伐，行业排名渐变公开表扬大会，城市排名带来一把手的心跳。排行榜正以“排行榜方式”加速各行各业的新陈代谢，其广告效应让人和企业一夜成名，让被挤下排行榜的明日黄花一脸黯然。伴随的，还有人情榜、金钱榜、黑榜的出现。2003年，杨受成、陈小宝等22名香港歌坛名人因排行榜行贿案被捕；中国内地富豪榜成了“中国落马富豪榜”……如果说歌手、唱片公司、经纪公司、媒体四位一体，让排行榜成了交易，如果说胡润一个人的排行榜无法看到财富背后的真相，回头看看中国的排行榜，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排行榜已然成为一种经济、一种显学、一种文化体验。更多的时候，它代表一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造榜者心态各有不同，造榜者或隐藏于排行榜背后，或站在排行榜跟前，个中达者为公众信任，成了时代的百晓生，对时代，造榜专家既是记录者，也是推动者。 (文/黄俊杰)

　　文/王慧兰

　　如果没有财富榜，7年前，胡润只是在中

　　国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英国人。

　　1999年的夏天，胡润是安达信的一名员工，他想到要回英国去作个演讲，他需要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演讲主题。他想要把这么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给英国人，他想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有钱人，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还愚昧地认为中国人都是穷光蛋。

　　胡润找到了以前的老师，找来了两个大一学生，一起利用暑假的时间，一直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排出了一张50人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因为当时是中国成立50周年”。

　　胡润的这个榜单最终没有在他去演讲的时候派上用场，因为私人榜单没权威性。胡润顺势想到发表“镀金”，他给很多知名的经济杂志发去传真，想要投稿，是《福布斯》杂志最先用了他的排行榜。连续几年，这成为胡润与《福布斯》的合作项目，胡润因此得到了制作排行榜的经费，以及名正言顺的调查借口，因为他拥有一张名片“福布斯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

　　其实好些年，中国人自己一直不知道中国也有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在他们熟悉中国“比尔·盖茨”的同时，他们也认识了胡润。胡润在寻找中国“比尔·盖茨”的同时，也在探寻更科学的寻找富豪的方法。他请了很多助手，工作方式也从原来的“作坊式”变得更加规模化、科学化。不再闭门造车，开始约见老板，约见财经界记者，实地考察，让一切的寻找更扎实而认真。

　　胡润给《福布斯》做了3年的富豪榜，离开了《福布斯》加盟《欧洲货币》，离开《欧洲货币》，创立了自己的“百富榜”。因为胡润终于看到自己的名字可能像金子一样会闪闪发光。

　　胡润说：“百富榜是我的产品。”所谓产品，就是要用来商业运作，就是要用来赚钱的。实际上，“胡润”这个产品已经盈利。

　　胡润现在有一个公司，专门运作着关于“百富榜”的所有产品，其中包括杂志、书籍、网站，还有各种经济活动。他的希望就是，在这些由排行榜所搭起的平台上，拉到广告，拉到赞助，从而盈利。不久在香港注册那本《百富》杂志，上面的广告费，据说是20万元一页。胡润想把自己的资讯平台做好、做大、做成熟。比如去年推出的那个大陆慈善排行榜，今年，在“百富榜”之下又分设的强势榜、IT富豪榜、能源榜、零售榜，这些榜单的制作都是为了迎合某种市场需求，而且现在还没有其他杂志做过这样的榜单。

　　到今天，胡润认为“胡润排行榜”的准确与否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他自己也承认榜单有错误存在，但是人们依然对他的排行榜给予很大的关注，不管是国外的投资商，还是国内的企业家，“有个美国赌城的朋友和我说，他们拿着我的排行榜，来招揽中国的大老板”，这是让胡润始料未及的。排行榜的意义不是让人看到财富的数字，而是让人“看到现在在中国，有哪些行业比较赚钱，看到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趋势”。

　　很多人蜂拥而上，追随着胡润的排行榜事业，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发榜人，胡润并没有感到不安，他说：“这也是一种认可。”

　　胡润清楚，他从这个排行榜中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 “如果我没有制作这个排行榜，可能我还在安达信上班，后来安达信倒闭了，说不定会去普华永道。胡润排行榜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让我结交上层的富翁，然后又通过这些资源，出书、到各地演讲、办活动等等，现在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经济活动家了。”

　　胡润在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机会接触这些老板们，或者和他们成为不错的朋友，积累下的是众人认可的有价值资源。这样胡润出过一套讲述财富的书籍，而且还到很多地方去作演讲，俨然一个财经专家。他相信“胡润带来一种概念与信心，胡润让人们看到独立性的榜单能够有这么长的生存力”。

　　胡润榜的影响力是胡润始料未及的，但是这种影响力成为了他继续制榜的一种动力，从不自觉到自觉，他最终确立了自己创富的方式。当然，胡润很清楚，这完全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他自称“胡润榜就像一张照片，一张利用公开资料给中国民营经济企业家拍的照片”，很显然，没有中国民营经济的日益发展，也就不会有胡润排行榜。对于将来还会做什么？排行榜还能继续到什么时候？胡润说：“我的排行榜还能做100年，只要中国民营经济有发展，我就能一直做下去。”

　　面对面

　　《新周刊》:最欣赏哪一个排行榜？

　　胡润:《财富》杂志富豪榜，他们的评判标准比较简单，结果也比较准确。你们(《新周刊》)的年度新锐榜也不错，2002年的时候，我还入选了你们的榜单，很有意思。

　　《新周刊》:最欣赏的“造榜专家”是谁？

　　胡润:就是制作我欣赏的排行榜的人，当然也包括你们的主编。

　　《新周刊》:你最想做的是什么类型的排行榜？

　　胡润:我对制作各种排行榜没什么兴趣，对我来说，市场的需求就是我的兴趣。比如中国的IT经济特别火热，那我就会做一个这方面的榜单，而不是因为我喜欢IT。

　　《新周刊》:你认为要做出让公众信服的“榜”，需要有什么样的个人或团队？

　　胡润:最主要的特质是要有独立性，不能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另外，还要有创业性，因为每次榜单公布的时候都要有新鲜的东西给别人看，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要学会“挖掘”。

　　《新周刊》:你觉得你的排行榜要给人带来什么？是一次记录、一个观点、一种带有某种目的的社会行为，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胡润:都有。记录是肯定的，我已经做了7年，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一次记录。观点的话，其实在我的榜单上可以看到很多富豪失败的案例，这多少也对人有点启发。至于说到某种社会行为，我想在我之前，没什么中国人在制榜，但是现在却有那么多的榜单，他们肯定也觉得排行榜能用来赚钱。

　　蒋唏亮 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图书市场

　　文/董薇

　　蒋唏亮果然是从事调查行业的高手，在没有搞清楚《新周刊》为什么把他列入采访计划这个问题之前，他没有轻易应承配合采访，而是非常警觉：“我想更多地了解《新周刊》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当我问他是用电话交谈还是通过MSN聊呢，他说用MSN吧。

　　这次网聊是蒋唏亮第一次使用MSN聊天，但是他的打字速度非常快、行文的逻辑性很强，反应灵敏的同时也不失谨慎。在这次愉快的网上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打出了一个戴着墨镜的热情笑脸，我忽然想到，这也是他的第一个MSN表情呢！

　　表面上看，蒋唏亮的经历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他出生长大都在浙江，考上北大之后至今，一直留在北京。1996年自己创业，1998年成立了开卷公司，即“开卷书业信息服务机构”，下面包括3个公司：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开卷技术数据有限公司，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目前团队已发展到50多人。

　　说顺，其实指的是结果，创业的过程并没有这么顺利。

　　1991年毕业于北大政治系的蒋唏亮数学底子很好，因为他的父母都毕业于数学系。毕业后他先留在国营单位，不到2年，去了台资公司做管理，1996年从一个亲戚那里借了些钱，开始自己办一家调查公司，什么调查都做，公司名字叫未来之路，来自比尔·盖茨写的那本同名的书。

　　未来之路的创业并不艰难，当时有几个稳定的客户，足以让公司活下去，只是这样的商业模式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说，发展很成问题，只能通过关系或者招投标的方式去获取订单。他当时就想要么选择与其他调查公司合并，组建大一些的调查公司，要么选择一个产业去深入做下去，成为专业人士。但当时大家都想当老板，不愿意联合，只能自己找道路。

　　1998年，蒋唏亮认真考虑了3个行业：电信、速递和图书，最后选择了图书行业。随着投入的不断加大，蒋唏亮心里越来越没底，但是又必须坚持下去，只好不断借钱。现在他对那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每月都要去借钱。

　　经过将近2年的积累和推广营销，到2000年，“开卷”开始有了零散的客户。应该说“开卷”的产业调查和商业研究模式在中国的调查业内还是非常领先的，做排行榜的想法“开卷”在1997年就开始考虑了，只是当时调查了一下，发现图书卖场的POS系统(零售企业的计算机销售系统)很少，就延后了一年。

　　榜单之外，蒋唏亮非常自豪的是他们自己成套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组成了“开卷”目前的产品体系。指标体系大部分都是蒋唏亮自己想的，他说“我必须要做所有的事情”。

　　现在，全球只有英国的一家bookscan跟“开卷”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蒋唏亮说：“他们现在跟我们是全球唯二的相同机构，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

　　面对面

　　《新周刊》:一个榜的公信力来自于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开卷调查”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蒋唏亮:我们的榜单是根据全国1100家较大的图书卖场的POS系统的实际销售数据统计出来的，不经过人为的加工和删除。“开卷”跟零售店是协议合作，是数据交换关系，我们要给他们全国的数据，当然，只是用于采购需要的数据。

　　跟大量书店经过长达7年多的合作关系是我们最大优势，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不会泄漏数据。而且开卷有7年多的数据积累。我不太会送礼拉关系什么的，所以只能建造企业的核心能力。

　　《新周刊》:你认为要做出具有公信力的榜，需要有什么样的个人和团队？

　　蒋唏亮:我的团队还不错，我的副总原来是河北新华书店的总经理，还有10个左右是跟随我5年以上的。“开卷”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特的企业，我们要求所有业务不提供回扣，所以，对人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副总孙庆国是难得的人才，对我和企业帮助都很大。在来“开卷”以前，他是河北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是我们“开卷”的第一批客户。他来的时候52岁，我当初还有些担心他这样的年纪是不是能够适应企业的运作方式，但是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商业概念非常好。他现在是“开卷”的形象代言人，而且成为了产业内非常知名的专家。

　　《新周刊》:在目前出现的各类排行榜中，你最欣赏哪一个榜？

　　蒋唏亮:好像说不上欣赏其他什么榜单，但是任何排行榜只要数据客观，都有借鉴的价值。比如胡润的财富榜有价值，但是中国的数据采集渠道过于不透明，所以这个榜单肯定不是最权威的，或者说可能不完全真实。我还是比较关注榜单的商业模式。

　　《新周刊》:你最欣赏的“造榜专家”是谁？

　　蒋唏亮:造榜专家应该影响力大，营销能力强。也许应该说是胡润吧，他凭借一己之力，把一个这么不确定的榜单推到大家都关注的地步，实在不容易。而且他的对手是福布斯。

　　《新周刊》:你最想做什么类型的排行榜？

　　蒋唏亮:说实话，我对什么榜单不是很感兴趣，我也不是为了做榜单而做榜单。提供榜单只是因为市场需要。

　　《新周刊》:你的排行榜要给人带来什么？一次记录、一个观点、一种带有某种目的的社会行为，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蒋唏亮:我们的排行榜是每个书店的全品种销售数据统计，主要是为出版社提供市场需求的指导，对书店提供采购的指导。我无意通过榜单改变什么，只是希望提供真实的图书市场状况。

　　书业排行榜最大的价值是展现一个社会中流行的文化和消费习惯，这不仅对图书编辑有用，对社会学研究者也很有用。所以，有很多的文化研究者也会跟我们联系。

　　武书连 大学排行榜现在是骑虎难下

　　文/黄俊杰

　　约见武书连的时候，深圳正好在闹油荒。他告诉我，他的车没有油跑不动了，要我顺道带他一程。我原来担心在人来人往的路边,找素未谋面的他会很难。但15分钟后我发现他实在太好认：一个略有些肥胖的男人，手上拿着西装和领带，孤单地站在离开人行道大约1米的地方，很有学者的派头。

　　对于采访，武书连总是小心翼翼。我想到他的办公室去,但他却将我领到一个相熟的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说可以在那里拍照。他说，他们现在用的地方是租的,不让他们买，现在买了一个新的地方，办公室在搬动；至于到他家里，“恐怕不方便吧”。

　　联想到以外关于他的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几经周折”的词，和联系采访用掉的3个星期，甚至有点不理解他的小心。采访最后是在银行旁边的一个大钟旁完成的，毕竟，在一个与此事毫无关联的银行行长的办公室采访一位进行大学排名的专家，让我有一种奇特的荒谬感。

　　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发表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的出现也给予当时的人们一种不应存在的荒谬感。18年来，每当出现一个新的大学排名，伴随的总是反对声。上榜学校的排名之争、家长学生对排行榜科学性的质疑，甚至状告大学排行榜的闹剧，都可以看到社会对大学排行榜存在的焦虑。

　　直到今天，某所大学排名的上升或者下降，依旧触动着很多人的神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89年前后，武书连在研究中国的大学校长期间遇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开始思考如何评价大学校长或一个校领导集体的功过。后来他想，能否建立一套量化的衡量大学的指标体系，将校长到任时的名次与离任时的名次对比？当他尝试建立这样一个评价模式时，他发现大学评价应该还有更为广泛的作用。《中国大学评价1998》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完成的第5个大学排名，也是国内第一个概括中国高校基本功能的大学综合排行榜。武书连凭着他的大学评价，在众多彷徨考生的热捧下，扬名立万。

　　如今，武书连在新浪教育栏目上的简介中,写的是：“国内第一个将中国大学排名的历史和现状系统整理出来介绍给公众的专家”。

　　很多时候，大学排行榜更像一棵招风之树，给武书连的压力一点都不少。

　　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陷入误区的中国大学排名》，5月又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利己侵权的中国大学排名》。当中，他对武书连的《中国大学排名》以及依据排名出版“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提出质疑，认为武书连评价指标的致命缺点是片面——“在武氏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弃除了国内外公认的同行对高校声誉的评价，而且没有把科学道德纳入评价体系中，也没有给予国家最高科技奖应有的地位”，并奉劝武书连“立即停止不伦不类的中国高校总排名”。

　　不久，武书连在《科技日报》上发表文章《大学名次该怎么排》，对顾海兵的观点逐一批驳，提出“如果把科学道德列入大学评价体系，是不是会将大学评价变成人人自危的东西？”，还和顾海兵展开骂战：“如果真把科学道德列入评价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第一名也会被质疑的。因为人大教师有多人在经济学领域一稿多投、重复发表论文，其中也包括顾海兵教授。”同时，武书连也致电《中国经济时报》，并向他们介绍了他做出排名的有关依据。

　　顾武之争开启了一次关于大学排行榜的大讨论。社会上对武书连排名存在的不同学科间的可比性、数据来源的依据和准确性、数据处理方法的公开性、问卷调查的普遍性、个人利益的独立性等问题探讨，也是舆论界对大学排行榜可靠性的关注焦点。直到今年武书连的2005中国大学评价问世，顾海兵依然坚持自见，认为“中国在2010年之前都不具备大学排名的内外条件”。

　　对于大学排行榜的存在必要，武书连的感觉是，最近几年，大学不断向社会推销自己的优势、掩盖劣势的倾向日趋明显。有时候，即使教育界人士也很难了解众多大学的情况，“身在庐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而大学排行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考生在招生简章外，看到了另一种中立组织对这些学校的评价，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这些大学的信息，特别是各大学不愿意让考生和社会知道的信息。

　　记得当年面对众多质疑的声音，武书连曾说过：“学校不怕倒闭、也不会倒闭。这种体制缺少竞争，造成了许多大学不思进取，且毫无危机感。引入大学排名从而引入竞争机制，把学校的实力告诉社会，就是要让学校增加危机感，奋勇向上。”现在，为了让大学都“奋勇向上”，武书连也不得不奋勇向上。 “原来只是业余地做，现在就变成专职了。原来虽然也想过会一直做下去，但没有想过会用这么多的时间。”

　　采访结束的时候，武书连收起严肃的表情，放松地坐在我们的车上，略带疲倦地总结说：“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面对面

　　《新周刊》:在目前出现的各类排行榜中，最欣赏的是哪一个排行榜？

　　武书连: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很少关注其他领域的排行榜。

　　《新周刊》:最欣赏的“造榜专家”是谁？

　　武书连:要做很多的比较才能确定最重要的人物，而我很少研究其他人。

　　《新周刊》:你最想做的是什么类型排行榜？

　　武书连: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型综合数据库，用来评价全世界各类事物，是我的最终目的。目前我正从一个国内小型数据库开始，希望能够顺利达到目标。当然，这个目标也许几年之内就能达到，也许永远达不到。技术上的难度并不大，取决于资金是否充裕。

　　《新周刊》:你认为要做出让公众信服的“榜”，需要有什么样的个人或团队？

　　武书连:公众信服的排行榜是在竞争中产生的，其中最需要的是诚实的团队和个人。大学评价并不困难，而在中国，在一个普遍缺失诚信的国家，诚实是最困难的。

　　《新周刊》:你觉得自己的代表作是哪个榜？

　　武书连:谈不上代表作。每一年度的排行榜都比上一年度有进步。1997年7月的《中国大学研究与发展成果评价》、2000年发表的《中国大学评价1998·研究与发展》、2002年发表的《2002中国大学评价》和《2002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价》都做了前人没有过的东西。

　　《新周刊》:进行大学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武书连:一般来说，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学评价体系至少应该包括综合排名，自然科学排名，社会科学排名，本科学科门、学科类、专业排名，研究生院排名，研究生学科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排名。

　　《新周刊》:你认为排行榜评定一所学校比另一所学校更好的依据，或者说对一所学校进行评价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武书连:大学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评价者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有两个标准最重要，一个是对社会的贡献，一个是对学生本人的教育。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重要的不是花巨资造就几个大师，而是使更多的适龄青年能够接受并非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以尽快提高全体国民的平均素质。至今，我仍然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评价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是最重要的，这种贡献就是这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和这所大学产出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我认为师资队伍是大学的核心，师资水平决定大学的水平。对此有很多的文章专门论述，我只说一句：一流的师资队伍与一流大学是同义词，二流的师资队伍与二流大学也是同义词。但是一流大学的一流师资队伍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建立在一个国家很高的国民平均素质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全部存在于国民素质很高的发达国家，而没有一所出现在国民素质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李栓科 在美的名义下给山水排名

　　文/黄俊杰

　　问他排行榜，李栓科先说起了美的标准评判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关系。他由军大衣说到羽绒服，由唐代美女说到现代的环肥燕瘦，由他上大学时的八人宿舍说到现在房子的小装饰。在我的脑子里塞满骑毛驴的古人，包括“徐霞客老先生”、李自成、陈圆圆等等后，却听到他惋惜中国人对山川之美，都停留在以往的古文印象中了。

　　其实一开始只是想问他，是如何做出那个中国最美山水的排行榜，然后让55万册杂志一下卖光的。但这个1964年生在甘肃平凉的男人，这个曾经师从周廷儒院士学习地理的“科学家”，这个前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说起山山水水却停不下来。好在，他的语调平和，动词准确、形容词丰富，听起来不会沉闷。更何况对于每一个重点，他总会温和地对我说：“对不对？” 面对一个如此热爱中国山水的男人，除了不断地说“对”，还能说什么呢？

　　“以前徐霞客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古人没有错，但这只是在他到过的区域内，被他见的范围所限。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标准。对山水的审美，我们还停留在一个古老的概念里，这是我们社会疏漏的一段。怎样用科学的角度去评述中国最美的地区，树立每个不同地区的美的标准，恰恰是中国媒体应该做的。”

　　他一边说，我一边在历史和山水的漫游中想象他那个排行榜。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他掌管的《中国国家地理》做出“选美中国”特辑，对中国最美的地方做了一个排行榜。据他说，做这个排行的过程很一般，就是“倡导这个题目、开会、梳理中国最美的地方，去阐释，去看一看”。虽然他说过程一般，但我没有忘记，那是动用了200多人组成的专家团去进行排行的。当有人还在到处寻找这本已经成为传说的杂志，当冯骥才评价“它表现了中国这块土地的神奇和人的神奇，不夸张地说，它应该是我们送给世界的礼物”以前，谁也想不到，用此“一般”的过程给山水重排名一次，会有那么多的掌声。而李栓科最近特别忙的，就是加印“选美中国”的精装版。

　　忙完后，李栓科下个月打算到肯尼亚去一趟。他到过很多地方，以前听到别人说一些地方如何如何美，他总会忍不住告诉别人有更美的地方。他跟亲戚朋友说那些垂直差异很大的地方，说那些“山上是雪山下是宁静村庄”的地方，说那些你们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其实最美，但别人都说他骗人。他坚持，很多地方有的只是“人气”，在西藏、川西的这些地区，还有很多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存在着炫目的美丽。所以，当有读者告诉他，看完“选美中国”后突然大哭——“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老虎，但我发觉自己不过在动物园里展示所谓的虎性”时，他颇为自得。

　　说起别的排行榜，李栓科说“大家转来转去都在人里转”，应该有一个榜引导人们去美丽的地方：“用两年、三年时间，把十座、五座山看完了，也是一个小梦想，很了不起”。为了拥有一个小梦想，采访完后，我再翻阅那个“山水排行榜”。目光溜了一圈，没像平日见到某个排行榜般既质疑又暗中相信，然后忍不住找个人喧哗一下。这次我安静看完，只觉得很愉悦。

　　好一个无是非的排行榜。

　　面对面

　　《新周刊》:在做这个榜的时候，有没有受到目前出现的各类排行榜影响？

　　李栓科:没有。我们也不可能每年都做。那些东西(排行榜)由来已久了，国内有很多人都这样做，做一个榜，你做美女，我做一个体育明星，做一个经济人物，做一个实力企业，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些榜中人物的具体模样。但反过来，对于自然，如果我们没有见过，如果在人生旅途中没有那种经历，没有实践，是想不到的。

　　《新周刊》:做这样的一个排序，你觉得需要有什么样的个人或团队？

　　李栓科:第一要有创新能力，第二是要有自我超越的意识。要常变常新，这仅仅是2005年的标准，决不能代表《国家地理》的极致水平。明年的选题、创意要更往上拔。自我超越并不是说， 我以前的东西全做错了。对于媒体来说，发布了以后就成为历史了，历史和未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历史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的未来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再超越。

　　《新周刊》:你有类似的榜想做出来的吗？

　　李栓科:还有，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疏漏的。或者说，我们都具体像在GDP呀,集中在经济的，这些证券也在做，媒体也在做，政府每年也排，像昨天公布的精神文明城市的排行。我想这些对于老百姓来讲慢慢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每一个媒体都有很多时代的标志，毕竟中国这25年的变化太大了，如果上溯，世纪初到现在，中国从农耕文明到现在的工业文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实际上，社会上有相当数量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但还需要人们去汇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新周刊》:当中有没有一个排行榜触动过你，或者说你比较欣赏的？

　　李栓科:我觉得你们的排行榜很有意思。我不是很专业，但你们的排行榜让我一看就明白，带有一定的综合性，有时候我还能发表些意见，还能琢磨一下，会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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