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还慰安妇历史一个真相

　　文／李煦

　　苏智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6月，苏智良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正式出版，该书第一次详细公布了本市149处慰安所旧址，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为

了这一本长达287页的纪实档案，苏教授花费了整整13年的时间四处考证，所有的这一切费用都是他“自掏腰包”。

　　从1992年起，他走遍各地，获得了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撰写了多部慰安妇研究专著,证明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目前，他领导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依靠海外捐款，定期向现存的30多位慰安妇提供小额生活费，他说：“不好意思，一个月才100元，但也没有办法。”

　　儒雅平和的斗士

　　采访苏智良是在周末，那天还是端午节，而他还在上班。

　　《华人世界》：“为什么今天还在加班？”

　　苏智良：“《狼牙山五壮士》从上海语文课本里删掉了，这件事你知道吧？反响很大，很多人有意见，上面要我们想办法，今天加班就是为这个。”

　　《华人世界》：“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身为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主编，苏智良淡淡一笑：“我们打算在历史课本里安排一幅《狼牙山五壮士》的油画作为插图，附带说明文字，这样来解决。”

　　《华人世界》：“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苏智良“课本的调整与减负，这是个趋势；我不赞成把课本搞得太沉重。”

　　《华人世界》：“听说您曾在日本被围攻过？”

　　苏智良“哦，那是1998年12月，我接受日本一个民间组织的邀请，去日本演讲日军当年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的野蛮暴行。在大阪进行第八场演讲的时候，一伙右翼分子开着30辆汽车围住了我演讲的会场，他们喊着‘中国没有慰安妇’、‘日本军人没有徵集中国妇女’的口号向我示威。当时我也愤怒了，就用日语向他们吼道：‘你们否认中国有慰安妇，否认那段历史，这是白日做梦。请你们记住，真实的历史是不容抹杀的，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我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一个用多年心血进行实际调查的中国人，我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向你们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强徵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最为暴虐的残酷事件。这段历史真相，不但我能证明，就是现在台下的一些日本老兵也能证明，你们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能证明’……”

　　《华人世界》：“可是今天见到您，我却发现您并不那么‘壮怀激烈’，倒是很平和儒雅。”

　　苏智良：“愤怒是没有用的，斗争需要的是真凭实据。”

　　苏智良：“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翔实的调查和精确的数字。比如说，各地在战争中，究竟受到多少损失？伤亡人数多少？这方面，几乎没有一个省市有非常详尽的数据。仅就上海来说，到底有多少‘慰安所’？原来说20多个，我最近的书里已经写到140多个，书出版后市民来电话找我，又提供了4个新的。60年已经过去了，战争的活证据正在消失，而我们做的不够。”

　　苏智良：“对方为了翻案，是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通过户籍材料来研究1937年的南京人口数目，以此缩小、否定被害者人数。”

　　《华人世界》：：“您参与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您主要担任了这本读本中哪些部分的编写？”

　　苏智良：“我主要担任了该书第三章的一部分、第四章和终章的编写工作。分别讲述了抗战、日军的暴行、战后的历史，以及战争没有解决的问题。”

　　《华人世界》：“为什么这本书在提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没有用30万这个说法？”

　　苏智良：“书里这样表述：确认被日军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的有19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被慈善团体掩埋的达15万多具；30万是后来人们归纳的数字。”

　　《华人世界》：“在这里，三国学者有没有争议？”

　　苏智良：“大家有一些讨论，在研究战争史、特别是受害情况方面，我们是人数太少、火力不强、战果不够。最近有个中日关系的研讨会，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日如何走向和解》，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战后60年来，日本没有出现像德国那样的普遍的反思？要知道德国朝野之所以能深刻反省战争罪行，这是与欧洲各国人民坚持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始终不渝的严厉批判、是与犹太人长期地、不懈地奋斗密不可分的。犹太人为追捕纳粹战犯而奔走天涯海角，为使德国承认侵略战争的罪行，他们不惜在法庭上进行旷日持久的起诉。而在战后的亚洲，缺少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首的，对日本军国主义坚持不懈的批判、清算、追究，这是我们的深刻教训’。”

　　日本教授一句话刺激了他

　　苏智良当初的研究方向，是毒品、帮会史及上海社会史，他初涉慰安妇领域，是由于一位日本教授的一句话。

　　1991年6月初，他作为公派客座研究员赴日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深造。12月份，日本国内突然爆出一件震惊全国的特大新闻。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他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参与慰安妇徵集活动。这一消息在日本国内迅速传开。几天后，一群做过日军慰安妇的韩国老太太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

　　与此同时，在一个周末的学术报告会上，一位日本教授问苏智良：“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你们上海，是这样吗？那几位韩国老太太就是在你们中国充当慰安妇的？”

　　虽然苏智良是一个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学者，但当时对慰安妇这一沉重的历史谜案一无所知，他甚至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慰安妇。

　　日本教授接着说：“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应该把它搞清楚呀！否则枉做学者呀！”

　　苏智良感到了“刺激”。从第二天起，他开始往返于东京的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查找资料，收集证据，又自费延长一年公派访问学者期限来改变研究方向。

　　在日本，他设法取得了大批资料。1993年7月，他开始了对上海“慰安所”的实地调查。经过艰苦考证，到1995年2月份，他认定了上海的慰安所，共计达83个。

　　1994年，《南方周末》以“慰安妇的眼泪”为题，对苏智良找到上海慰安所进行了专题报道，立刻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上海师范大学决定将慰安妇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进行立项，具体由苏智良负责研究，希望他能在数年内把这个处于朦胧状态的近代史疑案搞清楚，尤其是要把中国妇女所遭遇的劫难真相彻底揭开。

　　得到了学校的肯定和支持，苏智良决定走出上海。接下来，他在南京找到了300座慰安所，此后又对杭州、南通、苏州、无锡、镇江、杨州、常州、富阳、嘉兴、定海、象山、金华、宁波等城市进行调查，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年底，苏智良又转战广州、湖南、福建、江西、安徽，再向西来到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最后到了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内蒙，行程达几万公里。

　　在此次调查中，苏智良通过当事人的旁证和一些当地档案的记载，基本理清了头绪。最令苏智良庆幸的是他在山西和湖北见到了十几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这些饱受磨难的中国妇女都分别向苏智良进行了详细的陈述，有几个老太太还领着苏智良来到了她们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妇的土房和窖洞前，一边哭着一边讲述着她们当年的凄惨经历。

　　1998年4月，苏智良在东北找到了有记载的慰安所400余个和十几个尚存的遗址。5月，他来到海南，在当地人士的帮助下，于小小的弹丸之地竟然找到了60余座慰安所旧址。

　　至此，中国大陆除了西藏、新疆、青海之外，苏智良硬是靠着他的信念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几千张，耗费约4万余元，中国慰安所及慰安妇的内幕总算一一搞清楚了。

　　面对历史，我们该做什么？

　　1999年3月，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正式推出。与此同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古铜色牌子也正式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门口挂了出来。

　　由于《慰安妇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再加上此书以披露和澄清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这一定论为出发点，因此，这部专著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披露慰安妇制度全过程的专著。

　　此书的出版，使一直在中国讳莫如深并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得以公开曝光，各国学者也纷纷与苏智良交流。其中一位韩国学者认为：日军当年所徵集的慰安妇是以朝鲜半岛第一，总人数15万左右；中国第二，总人数10万左右，其余分别为菲律宾、印尼等国。苏智良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应当是中国，其次是韩国、朝鲜、以及日本。中国的慰安妇总人数当在20万人。对苏智良的质疑和“中国第一”之说，那位韩国学者拿出了196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明确指出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徵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达15万人之多，是受害国当中最多的。

　　苏智良震惊了。“这个报告不科学，不完整，不准确，我一定要让这个报告重新改写。”

　　苏智良就此开始策划，要召开一个国际听证会。

　　以个人身份筹办大型国际学术交流会，谈何容易。苏智良一遍又一遍地跑，最后给外交部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简历、调研、著书情况以及召开中国首次国际听证会的目的全部倾诉于笔端。不久，外交部通过上海市外事办通知苏智良，同意召开这个国际会议，并在批覆中特别对苏智良的研究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2000年3月30日，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听证会在上海师大国际交流中心准时召开。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1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苏智良作中国慰安妇真相的公开报告，他以自己长达8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与会者进行了阐述。他特别指出中国是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受害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朝鲜和韩国。

　　4月2日，大会通过了苏智良起草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言》和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认罪、向中国受害妇女进行赔偿的白皮书。

　　“但是还是很难，”苏智良说，难在哪里呢？苏智良解释说：“我给你讲几件事。今年初，最后一名上海籍慰安妇、也是世界上最年长的慰安妇朱巧妹去世了，媒体进行了报道，我在报道里呼吁了一下，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知的慰安妇还有35位，希望有人帮他们一下。后来就有位‘富豪’打电话来，口气很大，说你们需要多少钱，我们可以包下来云云。我一听，35个人，就是每人一万，也不过35万，对富豪确实不算什么，我就要我的爱人、也是我的同事，‘谦卑’地跟人家联系一下，也不用我们转手，直接把钱给那些老人好了。结果富豪来了个电话以后，就再没有下文了。”

　　“我们组织了一些慰安妇去日本打官司，经费自己筹措，没有一家航空公司给我们一点优惠；而台湾的慰安妇呢，有关方面给她们提供了5万美金，航空公司免费提供头等舱。”

　　“有一位日本朋友曾对抗日前辈杜学魁先生说：‘如果你们将这一切都忘记了，我们还会记得吗？’这话是对中国人说的。国难和国耻，任何中国人都不应该遗忘，这不仅是为了过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耻辱和苦难不再重演！”苏智良提高声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