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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从内容来说，就是人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所以人文学科和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再扩大一点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立足，当然要靠经济实力，但是立足点是自己的文化。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如果没有老子、孔子，没有王羲之、颜真卿
、张旭、怀素，没有李白、杜甫，没有《水浒传》、《红楼梦》，没有昆曲、京剧，没有剪纸、皮影戏，没有端午节、中秋节，那中国就不是中国了。我们现在已进入21世纪，21世纪的中国学术，应该充分体现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应该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奋斗，这是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体现我们的时代精神。
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奋斗，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因为中华文明从来就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唐代就是突出的例子。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不仅包含汉族乐舞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乐舞，而且包含印度、缅甸、柬埔寨等许多外国的乐舞。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托利派，当时他们自称景教。贞观九年，他们的一位主教阿罗本带一行人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接待他们，让他们在皇帝藏书楼翻译经典，并由政府资助他们在长安建了一座教堂。唐太宗的这种宽大的胸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就是吸收、融合异质的文化，充实、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我们改革开放这20多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20多年，我们打开大门，欢迎西方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进入中国。我们的舞台经常上演西方的芭蕾舞和交响乐。西方的建筑师大批跑到中国设计各种各样的时兴的建筑。我们还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各种学术著作。我举一个例子，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一次出版就印了两万册，一本非常艰深的哲学著作却有这么大的印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没有的。从这个小例子也可以体现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决不意味着封闭、保守，狂妄自大。反过来，我们以最大的热情吸收国外一切好的东西，也不意味着可以抛弃自己的立足点。宗白华先生1921年从德国给国内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到西方，在西方文化的照射下，更加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价值和光彩，更加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实在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宗先生说，他“极尊崇西洋的学术文化”，并主张“几十年内仍是以介绍西学为第一要务”，但是他特别强调，不能用模仿代替自己的创造。他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又说：“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宗先生80多年前这些充满智慧的话启示我们，吸收异质的文化，是为了充实自己，更新自己，发展自己。我们不能抛弃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能藐视自己，不能脱离自己，不能全盘否定自己，不能把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在学术、文化、教育领域，全盘西化（或全盘美国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取的。
我国从“五四”以来，在人文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批大学者。这批大学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有深厚的中国学术的根底；第二，他们在西方文化方面也有深厚的学养；第三，他们都力图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加以沟通、融合，在中西文化的融合方面作不同程度的贡献。我们北大包括我们哲学系就有一批这样的大学者。张世英先生说，当年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这四位先生台上一站，气象就不一样了。张先生所说的不一样的气象，就是大师的气象。美学领域，朱光潜、白宗华也是这样的大师。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这批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或者不够重视，或者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当时我们的思想是一切要从头做起。一切从头来起怎么行？冯友兰先生说过，人文学科必须从历史上的大学者“接着讲”。拿美学来说，就必须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突破，是扬弃，是创造，是发展。所以我从90年代开始，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倡要细读这些前辈学者的著作。我们要细读汤用彤，细读冯友兰，细读朱光潜，细读熊十力。细读这些前辈学者的著作，可以读出许多新的东西，可以读出许多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东西，而且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品味提上去，可以使我们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张岱年先生曾说过，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就其深刻性来说，和西方当代像海德格尔这样一些大哲学家比起来毫不逊色。张岱年先生的话也启示我们要去细读这些前辈学者的著作。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推进人文学科发展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5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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