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京城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编者按

　　北京现有的近300所打工子弟学校中，大部分没有办学许可证，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正规的教师队伍。但是，这些学校寄托着外来务工人员对未来的希望。

　　日前，为详细了解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目前的处境，本报实习生以应聘教师的身份专

门到打工子弟学校去体验生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笔者与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了亲密的接触，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

　　今天，本报发表这篇调查报告，意在唤起全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

　　新闻背景

　　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我国小、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比例为80：16：1，而教育经费投入比则与此相反，约为1：3：52；我国中小学的在校生占全世界的1/4，而其教育经费却只占全世界相应经费的1/145。

　　在这样的大背景，那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很难在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课桌，面对公办学校高额的借读费和隐性收费，只好无奈地选择办学条件差的打工子弟学校。

　　打工子弟学校伴随进城务工人员的脚步应运而生，但学校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10月10日，国庆节后开课第一天。

　　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孟家村的京华学校2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们一大早来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大门贴了封条。校门口贴着一张通知：“孟家村京华小学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房屋简陋，没有消防设施及灭火器材，根本不具有办学的条件。国庆后不准再开学。”

　　学校存在安全隐患当然应该采取措施，但一封了之就算完事了吗？2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怎么办？

　　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以家庭为单位涌向城市，上学难、学费贵等问题成为广大有学龄儿童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头号难题。

　　教育体制上的弊端，致使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因为户口问题享受不到义务教育的权利，最终被挡在了公办学校之外。

　　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成为新一代文盲，打工子弟学校成了众多家长无奈的选择。现如今，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的边缘繁衍生息了十几年，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城市边缘一支不可或缺的“普九”生力军。

　　那么，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何以会如此受打工者“青睐”？他们的办学质量如何？笔者日前对北京市部分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调查。

　　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曾给过笔者一份京城打工子弟学校“内部材料”，里面虽说只介绍了49所学校，但从中可窥见一斑。

　　这49所学校涉及北京市六个区。其中，具备办学条件的有47所，共有28418名学生就读，平均每个学校有学生604人。

　　从材料中看，这些学校办学规模参差不齐，多的达到3200名学生，少的只有76名，规模在千名以上的有8所，人数不足300名的也有8所。

　　从办学者来看，打工子弟学校集团办学趋势日见明显，49所中有10人办了两所以上的这类学校。

　　其实，在北京，2004年底打工子弟学校已经达到299所。如果每所学校平均按600名学生计算，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人数将远远超过官方所统计的七八万人。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底，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约有150多所，学生人数不足两万，规模也很少有千人以上的。而现在无论是从打工子弟学校的数目还是规模来看，其发展速度可谓惊人。

　　不久前，笔者走访了京城十几家打工子弟学校。其结果让笔者惊讶，尽管不少学校办学条件很差，但生源却异常火暴。

　　科阳希望小学的张老师对笔者说：“我来学校已经5年了，当初只有200多名学生，现在的学生已经有1400人了。”

　　朝阳区安民小学韩校长也告诉笔者：“我们9月份开学，3月份就开始有人登记报名了，现在我们每个班都是60多个学生，远远超出国家规定每班不得超过50人的标准，但还是不断有外来务工人员将孩子送来，开学的时候校门外站满了牵着孩子的打工者，可我们实在是收不下了。”

　　笔者在一些学校看到，校园无论大小，其教室都坐得满满的。有的学校为了节省空间，干脆把教室后门关上，又抵着后墙再摆上一排课桌。

　　火暴之因：

　　比起城市里的公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不收赞助费、借读费，而且入学手续简单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批涌入城市。近年来，这种劳动力转移现象不断加剧，并多以家庭为单位。流动儿童作为劳动力转移的附属品开始在城市扎根，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

　　然而，由于现行教育体制仍是遵循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下的属地管理原则，即户口在哪就在哪接受教育。因此，这个群体因教育经费没有转移到城市而不为当地公办学校所接纳，被排在本城市义务教育体系之外。

　　“城里人对农村人有太多限制，我的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公办学校，上公办学校不仅要缴赞助费、借读费，还要这个证那个证，而且我们也担心孩子和城里孩子玩不到一块儿。”一位来自河南的家长说。

　　由于公办学校设置的高额赞助费与借读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优质教育遇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这也为应运而生的打工子弟学校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生源。

　　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相同的地位和相似的背景使他们容易彼此接受，和睦相处。家长们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低人一等。

　　比起城里的公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不收赞助费和借读费，小学学费每学期300至600元，书费50至80元，中学学费每学期600至800元，书费150元，平时很少收取其他杂费。而且，入学手续简单，孩子随到随学，因此受到进城务工人员的欢迎。

　　近年来，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级政府也在积极努力。2002年以来北京市逐步取消赞助费，并大幅度降低借读费，但奇怪的是，在公办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却不见增多。

　　笔者在北京石景山区采访一些公办学校时看到，除少数学校满员要收取高额赞助费或择校费外，其他学校都表示可以接收一部分外地借读生，学费标准是小学每学期200元，中学每学期500元。这样的收费虽和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标准没有太大差别，但这些学校同时又都表示，要对入学借读的孩子进行考试，分数不够学校不收。一般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学习成绩差一些，对他们来说，这无疑又是一道门槛。

　　石景山教育局职成科负责民办教育的袁科长分析说：“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教学质量差些，但收费低廉，上下学时间灵活，且有校车接送。而公办学校就没那么灵活，早上要7时30分才开校门，下午4时20分就得把孩子接走，没有校车接送。这对于那些早出晚归的流动儿童家长来说不实际。而且公办学校平时活动多，杂费也多，这一点也是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的。”尴尬现状：

　　既不能依法取缔，又不能进行很好的监督规范，成为城市管理的真空地带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多分散在流动人口聚居的城市近郊区，位置偏僻。学校校舍大多是租借的破旧厂房、民房或临时搭建的简易平房。多数没有操场，无论是厕所、食堂还是教室都多少存在安全隐患。

　　由于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产权，他们常常因为城市扩建或土地征用而被迫漂泊。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由于目前国家不允许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以赢利为目的的教学产业化，打工子弟学校在不断壮大的同时，问题也愈来愈明显。

　　为了更多地了解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现状，今年9月26日，笔者拿着教师资格证来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科阳希望小学应聘，应聘合格后亲身体验了一个月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执教生活。

　　在这所学校，教课的老师大多来自周边省份的农村，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大专以上学历的也很少。

　　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要比公办学校教师工作量大很多，工资却比他们低不少。多数年轻老师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跳板，并不打算长期干下去。因此，师资队伍很不稳定。

　　开学不到两个月，笔者所在的学校就有五、六名教师走了。

　　笔者所带的六（三）班学生王瑞说：“从二年级到六年级，我们换了六个班主任，加上其他科任老师有十几个。”

　　“一个月累死了也就六七百块钱，不仅寒暑假没工资，还没有‘三险’，不走怎么办？只是觉得对不住这些孩子。”一位老师辞职前流着泪说。

　　由于老师流动频繁，再加上没有公办学校的升学率之忧，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在笔者所带的班，孩子成绩普遍不太好，有的孩子六年级了还不会写作文。

　　“我的孩子以前在城里打工子弟学校念书总是名列前茅，可今年转回安徽老家念初中就总是考三四十分。他说有很多东西都没学过！”一位进城务工人员不满地说。

　　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多属私营，不可避免地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学校会在各个方面“节俭”，尽量压缩教职员工人数。有些学校几年都不添置新的教学设备和图书。

　　同样为了节省开支，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常常身兼数职。体育和美术老师大多由其他科老师兼任。这样的后果是使得工作繁重的老师疲于教课、批改作业，连备课的时间都没有，根本无力顾及教学质量。

　　2002年3月，北京市教委虽然颁发了《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对社会力量办流动儿童学校有明确规定，但因未制定实施细则，许多打工子弟学校至今带着非法办学的“帽子”。

　　“不是我们不想批，而是这些学校办学条件实在太差了，我们没法批。”北京教育系统一位负责人坦诚地说。

　　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虽然不合法，但他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地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在不能完全承担起这些学校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时，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这些学校由谁开办，办得怎么样，教学水平如何都无人监管。

　　此外，打工子弟学校与学校之间很少交流，学校与当地教育部门也缺少沟通。没有得到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教育界人士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问题，既不能依法取缔又不能进行很好地监督规范，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解决途径：

　　当务之急是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和扶持

　　从1993年起，北京就出现了打工子弟学校。这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对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也是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自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体制是属地化管理，按户籍制度进行教育经费投入，比如中考、高考等权利都和户籍制度挂钩。现在社会变革了，人口流动了，但户籍制度没有改变，这就出现了人户分离的局面，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的确，过去的教育属地化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后流动人口急剧增长的时代特点。对按户籍制度进行教育经费投入的体制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流动儿童的教育看似是边缘人群的教育，但它却对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

　　针对户籍制度问题，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博士韩嘉玲指出：“要认识到流动儿童将成为城市未来的主人。他们的发展与成长将关系到这些城市长远的整体发展水平。各级政府应打破现行以户口为依据的户籍管理体制，建立常住人口，现居住人口的户籍制度为依据的户籍管理体制。各级政府不仅应为户籍人口服务，也应将非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纳入其日常管理与服务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应将流动儿童就学纳入本市公办校招生计划。”

　　据悉，北京市将采取招标的方式，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建立5到10所流动学校，此举在国内尚属首次。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采取“批准一批，帮助一批，整顿一批”的办法治理打工子弟学校。

　　打工子弟学校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给那些排除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哪怕是受低层次的教育也比不受教育强。这是它存在的合理方面。

　　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体制的不合理。由于国家没有对打工子弟学校实施很好的监督和规范，在这些学校就学的流动儿童的教育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操作之下，这对他们的未来是极为不利的，也是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因此，打工子弟学校并不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长远之计。

　　一些教育界专家认为，政府有关部门首先应该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问题，加强扶持和投入。在此基础上，严格制定这些学校的办学标准和细则，对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实施有效监督，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提高办学水平，同时公办学校应大幅度降低直至取消借读费，成为吸纳打工子女的主渠道。

　　随着独生子女入学的高峰已过，许多学校会面临生源不足、教学资源闲置的问题。但从长远来说，还有赖于制度的改革和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壁垒的破除。

　　教育乃国之大计，13亿人口，素质低，就是沉重的人口负担；素质高，就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加快教育发展，是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

　　进一步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使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切实维护和保障，确保教育的公平、公正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