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走出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擎旗人

　　谈中国的民主，就离不开中国的科学；谈中国的科学，就不能回避任鸿隽；谈任鸿隽，不得不提到他早期“科学救国 ”主张以及至今仍是重要国策的“科教兴国”战略。在尘封了二三十年之后，这位从重庆走出去的“科学事业家”——任鸿隽 的厚重思想以及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让迟到的研究者们惊叹不已。

　　科教与抗战建国

　　任鸿隽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 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发起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 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

　　同时，他更在科学救国的目标下，在中西文化的沟壑间修桥铺路，探索中华民族走向新生而应确立的价值观念，为此 率先擎起了将“民主”与“科学”并举的现代化旗帜，成为神州大地上在新文化运动惊雷乍响之前悄然绽放的第一枝报春花。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他甚至明确提出：“我们若果惩前毖后，要把发展科学，当作此后立国的生命线。”并提出了具 体的措施，“第一，我们应该把发展科学确定为此后十年或二十年的重要国策；第二，我们应该对于发展科学有一个具体而整 个的计划；第三，科学事业的经费应该在国家岁出项目中，有一个独立的预算；第四，管理科学研究的人员，必须为专门学者 。”

　　之后，任鸿隽多次“不识时务”地提及自己的主张，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

　　向新政权建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又面临新的抉择，在他的老朋友中，胡适走了，朱经农、赵元任 都在国外。5月1日刚到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任鸿隽字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 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即任以多、任以苏、任以安)均在美国也。”5月4日，竺可桢日记中又有“下午任 叔永来谈片刻，知中央银行所存美金非有去外国之护照不能取出”的记录。此后，任鸿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1949年6月15日，上海已经解放，上海市人民政府宴请有关人士，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到会，并 询问竺可桢：“你知道任鸿隽先生在哪里吗？我们希望他也能参加8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科学会议。”

　　任鸿隽到香港后，当年七八月间，周恩来曾亲自拜访陈衡哲，邀请任鸿隽参加即将于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随之，陈衡哲立即发电报到香港，向任鸿隽说明情况，请他立即回大陆。

　　9月21日-30日，任鸿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观礼。

　　1949年10月，在中国科学社成立35周年纪念大会上，任鸿隽作了《敬告中国科学社社友》的讲话，对“科学 研究已不是少数人的兴趣事业而成了新政府的国策”表现出一种赞扬和期待——

　　“人民政府成立，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与教育’。又把‘爱科学’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同等列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又专条 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与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故从人民政府成立 ，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科学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任鸿隽认为，“国家任何事业，非待科学发展，皆难有预期之成效。”实际上，他一直坚持的“把发展科学作为立国 的生命线”，正是当今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