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12月6日报道：今年10月，乔松举主动将安徽天长发生的禽流感疫情告知农业部兽医局，及时阻止了疫情的蔓延。一项由央视发起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将乔松举列为52名媒体推荐候选人之一。日前，乔松举被高邮警方刑拘，原因是“涉嫌敲诈勒索。”乔松举的父亲称，儿子曾因为举报假疫苗等事，“得罪的地方机构不少”，他表示“要为儿子讨说法”。
从“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候选对象突然沦为“刑事疑犯”，其间的跨度实在令人颇费思量。坊间的猜测也许多余，但乔松举在“举报”这条路上的一路坎坷却难以消弭公众的逻辑猜测。费加林说，即便英雄，也会犯罪。从个体公正和公民监督权来看，地方政府对“乔松举事件”的姿态与回应涉及依法行政的考量，更直接关系到事件背后公民群体面对实情的勇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关注乔松举的命运，就是关注我们的个体力量去博弈正义与公平的成本。在“乔松举事件”中，我们有三点疑问：乔松举的举报事实为什么不尴不尬地长期游移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状态中？如果说地方政府对乔松举的行为存在行政情绪，那么农业部为什么不能给其一个清白的说法？在公众事件里真实的舆情民意能不能战胜官僚体面文章？很遗憾，整件事情的脉络是从乔松举个人表白里清晰起来的，本该阳光的、透明的论断迟迟缺位着。
在法制社会，“谣言”只能停步在彰显权利与自由的制度设计面前。我们为什么关注乔松举的命运？因为在法律机制和领导体制尚有不小漏洞的时下，正因为“举报成本”的无法预测和估算，举报者承担的风险也变得愈来愈大，而这个“瓶颈”又事实地成为制约社会正义的最大困境。我们太希望在“乔松举事件”中看到——举报者的“举报成本”太高和责任者对举报者“打击报复成本”太低——这种悖论的逆转了，我们期待着一纸拘留书背后的实情，是寄望于看到举报者命运在制度建设进程中被公正搁置的一个蓝本——这个注脚的意义是宏大而深远的。
无论“非典”还是“禽流感”，畅通的民众表达是最伟大的拯救合力。暂时谁也不敢给乔松举妄下定论，但我们深信在民意监督下的透明政府会有一个合理公正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