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一直以来我都有些厌倦了。从我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称呼已经沦为一种仅仅是学理上的空头支票。看看书架上罗列的那些关于知识分子的书籍，赛义德《知识分子论》、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以及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等等，当初对知识分子话题的热衷源于一心想成为社会良心的责任感，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很有幼稚狂妄的嫌疑。因为在当下各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都不是容易的，甚至非常困难。
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绪论里讲，该书主要内容来源于他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英国大学的作用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对英国大学生通年不读书的情况表示忧虑，但是没有想到文章发表后，一位大学的管理者来信质疑，他认为大学生读不读书并不能成为衡量大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这种观点让当时的富里迪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样的观点竟然出现在一位大学的管理者身上。大学，本身就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但现在的大学已经沦为培养更加实用工具的手段。与此相对应，追求纯粹的知识，渴望得到永恒真理的想法开始受到嘲笑，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精英主义，脱离社会的边缘。可怕的是不仅仅社会上弥漫着这种风气，就连英国的教育大臣都持类似观点。富里迪在书中提到英国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就坚持说他的政府没有兴趣支持“学者追求真理这一中世纪的观念”。在这些人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至于为理想而理想则被斥责为仅仅是一种理想，根本没有办法成为现实。这恐怕是导致知识分子放弃自己对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
此外，富里迪认为导致知识分子退出公共视野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壁垒的拆除。
知识分子面对市场以及商业化的突然袭来无足措手，文化身份开始模糊，不知何去何从，这种情形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发起的名噪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可窥见一斑。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中也论述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对于市场，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双手拥抱，因此才有了媚俗文化和庸俗文化；也有知识分子选择远距离观望和批判，所以才有了保持传统的精英文化。事实上，很多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界限的消失，提倡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的观点，使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种精英主义观，是想把自己的思想吹捧为永恒真理。
知识分子尽管在现在的文化语境中，不能奢望像“中世纪那样执著地追求真理”，但是在自己职业之外的发言，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仍然可以产生影响。正如富里迪在书中引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所说，“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鲍曼也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从书里可看出，富里迪对知识分子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的情形感到愤怒和不解，他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对知识分子而言是最大亵渎和损害。从这点讲，“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发问，是对我们最好的警醒。(文 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