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产业”催生“经济怪胎”

　　浙江的产业经济拥有众多的全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台州，世界最大的废旧电机拆解基地；平阳，亚洲最大的生猪皮交流中心；苍南，全国最大的再生纺织业基地……然而，一些给浙江带来滚滚财源的产业，却成了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个个“环保炸弹”。　“问题产业”长成畸形“经济巨人”的严峻现实，折射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已步入穷途。浙江产业经济要想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嬗变。

　　红火产业掩不住呛人气味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产业经济近年来进入发展高峰期，涉及的直接从业人员多达数万乃至数十万。苍南全县有130多个村涉及褪色加工业，直接从业人员达3万。平阳县有大大小小的制革企业1200多家，平均每天加工猪皮3万多张，40多万人围绕这个产业获益。

　　这些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甚至是地方最大的支柱产业。平阳县制革业年产值近40亿元，为平阳县贡献1/3的财政收入。然而，令地方政府尴尬的是，这些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经济“巨人”不少却是危害环境的“问题产业”。

　　宜山和龙港是苍南县最大的褪色加工镇，从龙港到宜山的路两旁，随处可见一堆堆边角废布头。汽车驶过，扬起一大片五颜六色的纤维碎屑。记者在宜山镇下湾村看到，村前屋后散落着简易的褪色池，有的褪色作坊甚至就搭在河边。碎布条漂荡在黑乎乎的河面上，河水散发出一股酸臭味。村民们说：“吃饭时如果不关上门窗，气味呛得人根本吃不下。”

　　受河水污染，苍南县农田的理化性质已被严重破坏，导致土壤硬化、肥力下降。据测算，褪色废水污染给当地的农业和近海养殖业造成了近千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还不包括大气污染和河道整治、疏浚、农田土壤肥力恢复的费用。

　　由于上游的源头制革企业大量排放污水，1992年时还属于二类水质的鳌江，到1994年已降到四类，1996年之后水质全面下降到劣五类，丧失了最起码的水资源功能，既不能灌溉，也不能用于生活洗涤。长期处于劣五类的鳌江现已成为全省八大水系中污染最严重的水系。

　　令人震惊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的农田土壤中发现了二恶英。土壤中毒正是源自于野外焚烧废旧电缆及电子产品。在污染区采集的部分食物样品中，已检测到高含量的多氯联苯等持久性有毒有机污染物。专家推测，在该区域的食物甚至人体组织中可能已经存在二恶英类污染物。随着环境容量的不断削减，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农田生态系统中的二恶英类物质污染势必将加剧并向周边地区扩散。

　　“问题产业”缘何越长越大

　　据了解，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环保、治污上不愿较真，不动真格，相关的执行机制、体制存在诸多问题，造成畸形经济儿越长越大。浙江不少基层干部提出，环境治理亟须走出两大怪圈。

　　怪圈一：“责任状”年年签，责任却落实不到人。

　　在不少地方，大规模的环境整治行动年年有，环保责任状年年签，但雷声大雨点小，一落实到具体的环保项目、环保事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据苍南县提供的材料，去年，县政府与重点乡镇签订《整治工作责任书》，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县纪委、监察局也专门出台《关于严肃纪律确保褪色污染整治工作顺利进行的通知》。县政府今年9月发布的194号文件中说：“各地褪色加工反弹严重，整治形势还十分严峻。”记者向几个相关的部门了解有哪些干部和企业主受到了处理，对方却答不上来。记者追问：“处理的是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答：“这个……应该是一般的村干部吧。”一些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都说：“签责任状都已经签得麻木了。”

　　一次次的整治，为什么只在纸上“走过场”？有关人员一致亮出“群众就业”这个理由，而更大的心病则在于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某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把这些行业都打‘死’了，政府财政收入从哪来？所以走走、停停、看看，先打‘昏’，打到哪里算哪里。”

　　怪圈二：建广场时出手阔绰，一提环保就哭穷。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认为行业性污染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积重难返，所以在环保的资金投入等关键性问题上“举棋不定”。一名基层的环保局局长说：“领导们嘴上说环境保护是‘重中之重’，到了具体工作中一点也不‘重’！”蓄积已久的环境问题近两年在浙江接连爆发。今年，全省就发生了好几起环保冲突事件。记者走访相关县市的环保部门，听到的是一片叫苦声：没设备，执法力量不足，环保工作难做。东阳市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东阳市画溪化工功能区的企业排放氯气，环保局接到群众反映后，立即去采集当地的农作物样本作鉴定，再送到省里去鉴定，然后与企业特征比对。但由于功能区的企业类型相近，以现有的手段很难鉴定准确，各企业谁也不认账，事情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记者采访的一些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也纳闷：“建广场一出手就上千万元，一提环保就喊资金紧张”，“政府在环保上到底投了多少钱？环保资金到底用哪去了？”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环保执法情况检查的报告指出，有的地方“仍热衷于筹集资金去建设那些大广场、宽马路、行政中心、会展中心等形象工程，而没有下功夫去搞‘地下工程’，以致污水管网配套建设进展缓慢，已建污水处理厂难以发挥作用”。

　　绿色GDP考核、利益导向机制并举

　　有关专家认为，行业性污染的形成与过去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有关。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农资环委的专家说，当前，一方面要转变干部考核机制，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地方政府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因为工作不力、处置不当，致使环境治理目标不能实现，甚至使环境趋于恶化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否则环境治理中的“喊口号”、做表面文章现象很难杜绝。

　　据了解，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浙江等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借此机会，浙江首次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纳入经济统计体系和政绩考核。在此之前，绍兴等地就逐渐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中，加大了环保指标权重，而且考核分数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由于群众对环境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的地方还提供政策支持，在环境治理工作中充分发挥民间力量。

　　另一方面，以利益导向机制来替代“人海战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业性污染问题。按照目前的整治路子，即使平阳水头现有的162家企业都做到达标排放，也大大超过了鳌江的环境容量。新昌县在治理新昌江污染中得出经验：根据不同季节来测定新昌江的环境容量，根据环境容量确定排放量，根据企业的排放量确定企业的生产量，通过这种“倒推”办法形成比较科学的利益导向机制、环境平衡机制。本刊记者孙金霞（来源：新华社／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