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野兽”但不“流氓”

　　《我们像野兽》封面

　　何顿

　　一心一意弄文学的何顿这次弄了盘“生猛”的食物给读者，《我们像野兽》上市后，骂其无聊的人有，说其真实的人有，赞其有超级批判精神者有，贬其是流氓文学者有，特别是小说在本报连载的这段时间，何顿被读者弄得有些不得安宁。昨日，记者约见何顿，对于读者各种各样的说法，何顿敞开心扉说了自己的观点。

　　我把伦理和道德锁进抽屉

　　记者：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之为“流氓”文学，你怎么看？

　　何顿：他们在书中找到的证据无非三点：一是朋友的女朋友也占有，二是朋友的业务也抢夺，三是书中最后所写的集体淫荡。我写这部小说时是以一种背叛的心态，把传统伦理道德锁进了抽屉。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有没有呢？可以肯定地说有，有些作家不愿写这些，他们不写，我写了，我是放下了所有的包袱来写的，写得无所顾忌。有人说，书中的人都是些“流氓”，不应该写他们。我不这么认为，他们身上是带着兽性，但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他们在为生存争夺空间，虽然有些张牙舞爪，但他们毕竟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文学也有表现这些人的权利。阿Q“流氓”吗？你不能不承认阿Q是有点“流氓”，但你不可能说鲁迅写的是“流氓文学”吧！

　　作家不要低看了读者

　　记者：书中写了七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踏入社会后，在争夺生存空间时，在理想和抱负破灭的同时走向堕落，小说是不是把这个社会写得过于残酷了些？小说的基调也过于灰色了？你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何顿：这本小说就是以残酷为基调。现在有些大学生并不了解社会的残酷，当他们发现社会与他们的理想相去甚远时，往往因找不到精神的支点而迷茫、退缩。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给人们一个真实的社会现实———其实社会有时比书中所写还要残酷，好让他们在踏入社会时，有个心理准备：社会是残酷的，在实现理想和抱负时，既不能退缩，也不能像书中这些人那样，走向堕落。有读者看过小说后忿忿地说，怎么能这样写呢？书中的人怎么是这样的呢？一部小说出版后有这种效果，说明小说激起了读者的一些思索，小说也达到了一定的教化功能。作家不要把读者想得很弱智，以为他们都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以为只有写些美好和崇高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以为读者会不加分辨地重复书中的堕落生活。读者都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从书中吸取什么，学习什么。所以，我85岁的父亲昨天看了我的书后说，好，它揭露了当代一些肮脏的生活现象，对人有警示作用。

　　他们是长沙的“野兽”

　　记者：书中性描写虽然文字不多，但次数较多，在写作手法上好像有点自然主义？

　　何顿：这部小说的整体风格应该是现实主义的，说它是批判现实主义太老土了，我觉得称“新现实主义”比较合适。这本小说用的是写实的手法，写身边的故事和人，完全是平铺直述，写作手法很朴实，文字很简单，结构转换也很自然，很少有斧凿的痕迹，非常利于阅读。而且书中有许多长沙式的冷幽默，长沙读者读起来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古人说，食色性，我认识的一些人正是像书中人那样生活，性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书中我并没有为性而写性，写性只是在写他们的生活，而且，小说中的性描写并没有达到“恐怖”程度。

　　记者：书中写了7个男人及一群女人，你最喜欢哪个？

　　何顿：读者也反映说，喜欢李国庆、王军和黄中林，女人中像焦小红、小宋等也比较喜欢，我也认为这几个人写得比较成功。我自己是学美术的，也有许多搞设计的朋友，我写的这几个人有生活中的原型，我记录了他们年轻时的经历和生活。当然，我对他们进行了文学提升，让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有了共性和个性。书中的人物都有才华，都不服输，很有长沙人的个性。但这些人都有缺点，都犯过错误。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喜欢他们。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特别是年轻时，都爱玩，也容易犯错误，我写的正是他们爱犯错误的年龄，当他们步入中年，成家立业后，大部分会安静下来。

　　记者：我觉得书中女性描写太苍白了，现代女人怎么都成了男人的性奴隶呢？

　　何顿：呵呵，“苍白”这个词太重了，其实，书中也有几个读者蛮喜欢的女性。像焦小红就蛮感人的。只是，这本小说的主角是七个男人，笔墨都在他们身上，女人花的笔墨不多。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刚刚发表的一篇以女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叫《第三只眼》，反响还不错。

　　记者：这本书与《我们像葵花》是姊妹篇吗？国庆鳖、斌鳖、中鳖、军鳖、伢鳖、宇鳖、坨坨鳖，对主人公的称呼都是用长沙方言来表述，你为什么喜欢以长沙文化为背景来创作？

　　何顿：《我们像野兽》只是在名称上与《我们像葵花》有些相像，内容上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像葵花》中的人物与《我们像野兽》中的人物的生活年代相隔10年。《我们像野兽》中的人物有知识、有文化，他们比《我们像葵花》中的人物更坚强，《我们像葵花》中的人物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但国庆鳖、斌鳖、中鳖、军鳖、伢鳖、宇鳖、坨坨鳖能以自己的才华在社会上挣得自己的地位。我跟长沙的关系很简单，我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十分熟悉这座城市的变化，我写长沙的街巷与事情就可以信手拈来，用不着苦思苦想。假如要我写别的城市，我都不晓得我的主人翁吃了饭或下了班应该往哪里走，到哪里去消磨一天里剩余的时间。我习惯了用长沙话思维，用长沙话写作也更流畅，虽然北方的读者阅读起来会有点不习惯，但如果他买了这本书，想读，是完全能读懂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熟悉的城市和人，离开了，写不像，写不像就不生动。

　　记者：这部书的销量怎样？下部书准备写什么？

　　何顿：这本书已销出4万册，销量还在直线上升，不仅是南方的读者追着看，北方的进货量也大增。这部小说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些人的生活，我相信它的影响力。

　　我的下一部书是一个更生猛的题材，书名已想好，就一个字———《狠》，它会比《我们像野兽》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