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

　　记者调查发现，人们最关心三个实际问题：新农村建设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防止出现形式主义？

　　即将到来的２００６年，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局之年。

　　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记者调查发现，人们最关心三个实际问题：新农村建设钱从

哪里来？投到哪里去？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防止出现形式主义？

　　钱往哪里投？—农民有“三盼”和“三怕”

　　在山东、河北等地采访，谈起新农村建设，一些基层干部津津乐道村庄建设外观的整齐划一，有的大谈推广农居“楼房化”的种种好处。但记者在山东亲眼目睹种粮农民一袋袋向没有电梯的五层楼家中搬运粮食的窘况，农民对功能不配套的“楼房化”口出怨言，有的更直斥其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新农村建设必须尊重农民意愿，不能搞形式主义。“很显然，推进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关键不是政府给农民什么，而是农民需要什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如是说。

　　在京打工的河南农民刘义杰说，改革这些年，农民吃穿好了，但“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几十年都没有变。他过年回家，常听到村民为“夏天开不动空调，冬天暖不了冷炕”烦闷。今年夏天在家，因为电力不足、线路老化，家里刚买的空调开十分钟就跳两次闸，只好又拿出原来的风扇用。他苦笑着说：“没辙，这些事一家一户无法解决！”

　　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折射出农民期盼的程度。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６０％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全国农业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４０％，工程配套率不足７０％，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６５％左右。

　　硬设施的发展失衡，“软设施”的比例同样令人忧心。目前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２２：１。占全国总人口近６０％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２０％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４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３８％。

　　蒋相忠是山东临沂市砚台岭村支部书记，他对记者说：“搞新农村建设，农民有三盼，一盼收入增加，二盼环境改善，三盼民主管理。同时农民也有三怕，一怕敛钱，二怕强迫，三怕折腾。”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曾受命带领考察组考察韩国“新村运动”。他说，韩国新村运动是从提高农民

　　钱从哪里来？———“输血”和“造血”并重

　　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有关专家在江西、四川的２５个村调查发现，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定标准要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扣除已经建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１７００元至４９００元，其中贫困地区和一般地区投资需求较大，城市近郊投资需求相对较低。

　　经专家测算，仅农村基础设施，包括自来水、沼气、道路硬化等，全国都搞起来，大概需要４万亿元。

　　“新农村”建设的巨额投资从哪里来？政府财力是否能够承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说，据国家统计局初步预计，今年财政收入将达到３万亿元左右。目前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加总，再加上预算外收入，可用财力规模占ＧＤＰ的比重近３０％。应当说，这样的财力具备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条件。

　　最近两年农民告别“皇粮国税”，县乡财政出现８００亿元缺口。

　　但这离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仍有较大差距。最近一些专家提议，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８万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２万多亿元，如果每年拿出１０％就是２０００多亿元。按这一投入比例，１５年就能投入３万亿元。

　　权威人士认为，不能苛求中央财政包办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地方财政同样应负起责任。同时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并适当引导农民自主投工投劳。这样合力建设，数亿农民才能过上“现代化生活”。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最近表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之一。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

　　与此同时，通过规划先行，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是当务之急。郑新立说，现在我国水泥生产能力大，可采取由政府采购的办法招标采购水泥，低价买来发给村民，以解决村巷“行路难”等问题。同时，现在农村还有６０００多万人饮用的是有害水，解决有害水质问题应是优先内容之一，并在此基础上普及农村自来水建设。鉴于农村环境卫生、人畜分离、取暖等综合需要，发展清洁

　　机制如何创新？—突破农村改革“深水区”

　　近年来通过取消农业税费，中国跳出了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但由于农资涨价等原因，农民增收难度依然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村面临突破“深水区”、再次改革的压力。

　　建设“新农村”的新战略中，有一个明确的提法，即“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人们已形成共识：只有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基层的组织建设，才能对接上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投入。

　　一些专家认为，我们现在搞项目，大都是由中央给项目给钱，由基层政府配套和落实。这种组织方式主要依靠行政推动，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出现层层截留和挪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一些调查发现，有的政府支农项目最终到农民手里，只剩下实际投资的五分之一左右。

　　据郑新立介绍，在韩国“新村运动”中，政府先确定若干项目，包括屋顶改造、道路硬化、建自来水管道等，由村民讨论选择最急需的项目，并选举一个新村建设指导者。项目获得县级政府的批准后，政府再发水泥、钢筋支持，直接给农民配套。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向农民普遍发放最长可达３０年的长期低息贷款，政府有关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等农民组织直接发放到户。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一些民办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是“苗头性的东西”，必须重点扶持和规范。

　　一些干部和专家呼吁，各地以ＧＤＰ论英雄、以招商引资论政绩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急需改革，以使基层县乡干部真正投入“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同时，农村综合改革应重点突出两大目标：一是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这是“后农业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基本点。

　　宋振远 陈芳 董振国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１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