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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信息平等是构建医患信任关系基础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2日13:37 东方网-文汇报

  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患关系在治疗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迫使患者必须寻求多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储备药品以减少门诊和住院的机会,从而节约开支就是其中之一。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作为信息发布中被动的一方,以无奈和默认表达作为信息弱者的“权利”

  医疗制度是维护社会道德底线的基本制度之一。无论医疗体制如何改革,救助社会
中的弱者,维护他们的健康以及挽救他们的生命都是现代医疗体制的基本责任和应尽义务。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医患关系是社会信任诸关系的重要内容,医疗体制是建构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

  在探索

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消除那些阻碍医患交往、损害患者信息平等权的因素。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医生与患者都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通过在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中维护双方平等的权利,来谋求相互关系的和谐

  前不久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争论刚刚平息,最近媒体又披露了一些让人震惊的医疗事件。比如,一位古稀老人近日在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期间,用550万元(包括住院费及其家属按照医生吩咐从国外购买药品用于治疗的费用)“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医院的收费账单显示,他最多一天输血94次,还有一天注射盐水106瓶。住院两个多月里,仅血糖一项就化验了563次(不排除错误登记或虚假填报),平均每天将近9次。

  在读到这些报道和言论的时候,笔者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两幅令人深思的画面:一幅是某家连锁药店在大幅度降低

药价时遇到了抢购;另一幅是患者拿到几百万元的住院费收据而欲哭无泪。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患关系在治疗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迫使患者必须寻求多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储备药品以减少门诊和住院的机会,从而节约开支就是其中之一。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作为信息发布中被动的一方,以无奈和默认表达作为信息弱者的“权利”。医患之间的信任就在诸多类似的事件中一点点地流失了,本来是共存的关系走向了陌路,乃至对手。

  一个现代社会必须是一个信任社会,否则支持其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就无法运转起来,因为它们需要得到包括公众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认同、参与和服从。信任就如同制度运行的润滑剂,减少了运行中的摩擦,提高了运行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只有信任的社会才能建成和谐的社会。

  在现代社会的诸多制度中,医疗体制是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因为它直接调节着医患关系和医药关系,并影响到家庭关系、社会福利、国民健康等诸多方面,是实现和维护作为人权基本内容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重要保障。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医患关系是社会信任诸关系的重要内容,医疗体制是建构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之所以这样讲,根本原因有二:

  一是医疗制度是维护社会道德底线的基本制度之一。无论医疗体制如何改革,救助社会中的弱者,维护他们的健康以及挽救他们的生命都是现代医疗体制的基本责任和应尽义务。二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和医院是以制度的代表以及信息的垄断者身份出现的。只有建立了对他们的信任才能实现对医疗体制的信任,因为他们是整个制度活生生的体现者,只有他们的行为得到了信任,才能把信任转移到其背后的制度身上。另外,作为信息关系弱势一方的患者天然地信任着医生,把其作为消除病患、拯救生命的依托。医生既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主要维护者,也可以轻易地成为破坏者,并因此影响到其他相关的信任关系。因此,中国古代称“医乃仁术”。

  要改善医患关系不仅需要大力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更要通过各种措施来改善医患双方的交流,实现信息交流的平等,增强相互理解,培养相互信任。毫无疑问,体制改革是医患关系和谐的重要支持,但不能因此陷入到“制度主义”的误区,因为医患关系虽然在宏观上体现为患者与医疗体制的关系,但在微观上则体现为患者与医生的人际关系,好的制度必须通过每个具体的人才能实现效果。因此,与制度改革相比,增强医生的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也同样重要,在短期内甚至更为重要。

  在探索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消除那些阻碍医患交往、损害患者信息平等权的因素。首先,要消除医生在诊断和治疗中过度依靠仪器和药品的倾向。毫无疑问,先进的仪器和药品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快速地消除病痛,但是过于依靠、甚至滥用它们不仅会造成患者医疗开支的大幅度增长,更会减少医生与患者的直接交流。医生了解患者的病情不再需要中国传统的“望闻问切”,而只需要一些物理或生化指标。其次,合理调整医疗资源,加强基层医院、社区医院的医疗能力,使患者能就近就医。这既可以减少大医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能发挥医生和患者居住在同一社区,相互熟悉、容易沟通和交流的优势。熟悉是信任建立的第一步。再次,加强必要的监管,减少部分医生利用职务便利向患者及其家属索要好处,向医药公司索要回扣的现象。这些个人行为虽然是少数,但破坏的是整个医院以及医疗体制的形象,直接诱发了患者的不信任感。古希腊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说,“医生全部医术的首要目标就是治好有病的人。如果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达到这一目标,那么应该选择最简便易行的方法。这样,医生才能与好人、精通医术的名声相称,而不是一心贪图那些低成色的普通硬币。”最后,通过多种方式使患者了解医生和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提高个人的风险防范意识,正确地对待疾病及其治疗。既不能把治疗保健的责任都推卸给医疗体制,更不能放弃对现代医学的信任,用落后的,甚至迷信的方法寻求安全和慰藉。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与复杂化,只有积极的信任才能够存在下来。医疗问题是一个关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乃至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公共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和全面思考。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医生与患者都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通过在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中维护双方平等的权利,来谋求相互关系的和谐,而作为医患关系中主导一方的医生和医院,承担着更具有决定性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

  (作者杨雪冬为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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