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之言：文化反腐“高论”的冷思考

　　□曹林

　　针对腐败文化正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现实，有部门提出了文化反腐的口号。据新华社12月11日消息，正在杭州举行的高层廉政文化论坛日前通过一个公开宣言，号召“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廉政文化建设，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专家称，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要培育廉洁、民主、科学的公民文化。只有作为无形制度的文化，与有形制度相一致

的条件下，成文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自动的实施”。

　　文化反腐，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气势非常宏大、内容无所不包的大手笔，专家也给我们描述了一幅非常壮观的文化反腐图景。不过说实在的，我向来对许多挂着“文化”名头的事物持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主要是因为文化的概念非常抽象，而又大得不着边际，大得让人难以把握。

　　文化不是一种可以靠人的意志瞬间建构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想要什么样的文化，就可以建设出什么样的文化来，文化更大程度上是自生自发、自然生长的东西，是一种生态，是人之行动集合与积淀而非设计的产物。比如说，今天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文化，并非谁有意“安排”出来的东西，而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背景上生长出来的恶之花。也就是说，对于某种文化的生长，我们只能为其创造或改造制度环境，并不能强制性地嵌入社会。

　　文化反腐，说是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优秀的廉政文化资源，培育廉洁、民主、科学的公民文化———我不知道怎样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乏腐败文化的资源，从“当官发财”到“书中自有黄金屋”，再到“刑不上大夫”。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甚至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因为文化非常抽象，外延和内涵都非常大，所以很难操作和把握，基于这种特性，文化反腐很容易流于一种花哨的做秀：不仅对反腐无济于事，反而耗费了有限的反腐资源。

　　实际上，对中国当下的腐败现实别无他法，惟有进行制度性的反腐，在法治框架内对公权进行理性的分立，在制度框架内赋予公众监督权力的权利，以伸张民权约束公权，以分割权力约束权力。

　　反腐文化是个好东西，但它不是可以随意建构起来的，它只能生长在一个理性的制度平台上。贪欲得到制度性的抵制，文化才有了土壤，文化是反腐制度的良性结果而非逻辑起点。在反腐制度缺席、传统腐败文化包袱非常沉重的背景下试图建构什么反腐文化，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