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加密”引发道德争议

　　人民日报号码隐藏、短信保密……以保护个人资料为主要目的的手机业务渐成时尚，然而，争议也由此产生：致电人要求隐私权，收电人要求知情权。

　　上海浦东的王先生最近为手机申请了“号码隐藏”业务：给别人打电话，自己的手机号码能够被隐藏，他感到非常得意，听说还有一种“短信保密”业务正流行，王先生也考虑申请开通试一试。

　　“手机加密”轻而易举

　　其实，“手机加密”是一种通讯保密业务，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也不仅仅包括“短信保密”、“号码隐藏”这两项。据专家介绍，隐藏拨叫号码最初曾由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如公检法等机构使用，随着技术和市场的逐步成熟，被开发到商用范围。

　　“手机加密”业务出现后，社会反映褒贬不一。

　　赞成加密者认为这是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好方法。珠海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董正雷先生告诉记者，手机不能时时放在身边，难免有时会忘在什么地方，而短信中有许多是和商业往来有关的，并不希望其他的人甚至和自己关系非常亲密的人看到，手机加密确实可以避免这些麻烦。

　　反对加密者态度同样坚决。他们认为加密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猜测，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还有人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家人代为处理时，密码反而会误时误事。

　　比引发争论更严重的是，加密技术出现后，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开始蔓延。号码隐藏技术为一些推销电话、骚扰电话提供了便利。由于很难追踪投诉，对这类骚扰信息的执法监管难度很大。

　　技术升级更应道德提升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吴弘。他说，社会各界看待手机加密忧喜参半，反映出新技术引发了道德争议。与其指责“来电显示”和“号码隐藏”等技术的矛盾，不如反思社会道德风尚。

　　他认为，加密技术之争本质上就像以前关于带锁日记的讨论。法律干预此类事件比较困难，主要问题存在于社会伦理层面。加密技术用不用、怎么用，牵涉到如何对待“知情权”与“隐私权”。用户一方面申请“来电显示”功能，希望别人不对自己隐藏号码，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一方面又定制“号码隐藏”业务来竭力维护自己的“隐私权”，由此引发无休止的技术升级。这反映出增强人际间信任关系的迫切性。也有人认为，只有保护个人隐私超出公共道德容许的“度”，也就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执法机构才可以强制要求限制加密技术使用范围。(朱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