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丹：哈尔滨女兵在非洲

　　吕永岩

　　侯丹，她的背后是联合国旗

　　与非洲孩子们在一起

　　刚果河上的侯丹

　　2003年4月，应联合国的邀请，我国正式向刚果（金）派出了第一批维和医疗队，在维和医疗队中，有13名女军人非常引人注目，而在这13名女军人当中，有一名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她就是来自沈阳军区202医院门诊科和急诊科的护士长侯丹。如今已经回来一年多的侯丹讲述了她在非洲200余天的故事——

　　洋气的美丽

　　中国维和医疗队中有13名女军人，这13名女军人中论身材，论长相，最漂亮的是侯丹。人们从队列中几乎一眼就能发现她。蓝色的贝雷帽，白皙的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仿佛一名欧美女兵，有一种圣索非亚一般洋气的美丽，这就是侯丹。

　　侯丹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担任过沈阳军区202医院门诊科和急诊科的护士长。2003年3月，最初她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无意中听人说，“医院要组织维和医疗队，护士长可能是你”。后来又有人告诉侯丹说，参加维和很危险。于是侯丹就有了一种上战场的感觉。不知为何，那些天，侯丹变得有些多愁善感，动不动就忍不住掉泪。侯丹的眼泪最先打动的是她的丈夫。丈夫有两句话使侯丹印象极深。一句是：“中国有这么多男人，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偏偏让女人去？”还有一句是：“我要能替你去就好了。”丈夫的这两句话显然让侯丹很感动。

　　侯丹说：“参加维和医疗队，最支持我的就是父亲。我母亲血压高，开始我没敢告诉母亲。父亲说：你一定要争取去。作为军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放弃了，你会后悔的。你争取了，但被淘汰了，这不遗憾。但是，你要争取不被淘汰。和平时期，有机会参加维和的军人能有几个？你去了，经历过了，等回来，你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别人没有的经验、素质，你都有了。于是，我就下了决心。主动找到护理部的领导，表态说，我去。”

　　侯丹的父亲是沈阳军区驻哈尔滨211医院的老院长，由于外科技术好，曾有过“侯一刀”的美誉。侯丹作为护士长，工作很忙，曾连续八个春节没能从沈阳回哈尔滨与父母团聚。维和医疗队集训之前，侯丹回了一趟哈尔滨。妈妈用眼泪迎接侯丹，这对侯丹来说并不意外。出乎侯丹意料的是，父亲拿出了许多从报纸或杂志上收集到的有关刚果（金）的资料，还有一些书籍送给侯丹。并且父亲还让侯丹的弟弟给侯丹准备了许多这样那样的药品。后来侯丹还发现，过去她挂长途电话给母亲，父亲很少过问。自从决定参加维和医疗队，每次挂电话，父亲都在另一部电话上偷听。家里的电话是串联的。父亲拿起另一部电话，侯丹能感觉到。父亲显然在留意侯丹每一个信息的细枝末节。侯丹知道，尽管父亲支持自己去刚果（金），但还是为女儿担心。在女儿和军人的天平上，父亲选择了军人。但女儿毕竟是女儿。父亲是疼爱女儿的。父亲一颗军人特有的刚毅的心也在为女儿时刻忐忑不安地高悬着。

　　又是艾滋！

　　中国维和医疗队接待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名黑人士兵，入院之前他已连续发烧十几天了。入院后侯丹给他量体温，四十度三！医生凭经验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名艾滋病人。但患者本人拒绝艾滋病检查，他很敏感，也有一些恐慌，似乎很担心自己的病，也担心被送回国。他会英语，能与中国医务人员进行一些简单的英语对话。侯丹经常问他：今天感觉怎么样？想吃点儿什么东西？药吃了有什么反应？手疼不疼？精神感觉好些了吗？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有时也唠一些家常，讲一些笑话，尽量跟他拉近感情，排除他的陌生感，解除他的心理负担。

　　侯丹说：“那天我安排护士张翼值夜班。张翼一直怕患者出现意外，所以总到病房去看他，给他倒尿、喂水。检验技师根据检验结果已经叮嘱大家要注意自我防护，张翼早上的时候刚给他擦完脸，他就说想吃饭。早餐有牛奶、饼干和煎鸡蛋。张翼把这些端到他面前时，他说他想吃饼干。张翼就把饼干放到他手里，他咬了一口，感觉挺干的。于是他想喝牛奶，但他没有说，而是自己用手去端牛奶。他的手在发抖，牛奶快要洒出来了。张翼觉得他挺不容易的。那一瞬间，张翼很感动。张翼没顾上戴手套，就接过牛奶，去喂他。”

　　侯丹说：“我们让他不要担心，告诉他，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来到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天气好的时候，他精神稍好一点，我们又轮流用轮椅推着他到户外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我们医院的情况。因为他发烧，爱出汗。一出汗，衣服就湿了。还有被单、床单，经常湿。我们都及时给他换。他刚来的时候，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很冷漠。后来他的眼睛跟我们有对视了，脸上也有了微笑。问他：感觉怎么样了？他就对我们微笑、点头。他甚至还面带愧疚地对我说：护士长，你不知道吧，我是HIV携带者，你可要小心啊！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能坦诚地说出他的隐私，这说明他已经被我们的真诚服务感动了。”

　　类似的艾滋病人侯丹负责护理了很多。维和医疗队的病人不设陪护。由于这名病人病情很重，发起热来浑身打颤，侯丹就主动担当起陪护工作，为他更换头上和腋下的冰块，给他喂饭、喂水，及时更换被汗水浸湿的衣服、被褥。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使他的病情有了好转。侯丹说：“他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还需要心理治疗。艾滋病虽然可怕，但病人更怕的是受到歧视。他们更需要得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关爱。”

　　如果我受伤了……

　　维和任务区里的军人有讲英语的，有讲法语的，还有讲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的。讲英语的还好一些，因为中国医护人员大多具备了相当的英语对话能力。法语有翻译，也相对好办。最难的是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如何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护士们想了很多办法。她们既靠自己的肢体语言，又靠精心制作的一种卡片，用这种语言卡片来进行沟通。

　　侯丹说：“我们在护理第一个乌拉圭病人的时候就制作了这种卡片。譬如说疼啊，痒啊！你想吃牛奶呀，果汁呀，牛肉呀，羊肉呀，还有什么鱼呀，鸡呀什么的。还有你痛不痛啊？想不想下地走动走动啊，这些我们都制成了卡片，把这些常用的东西全部写在上面。有英文，也有其他文字。我们拿卡片给他看，他懂西班牙文，按西班牙文一指，意思是我想吃这个。我们就看西班牙文旁边的英文是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卡片，设计得像扑克牌，装订起来像个手册，需要的时候就到里面去翻，然后一张张地拿给他看，最后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了。”

　　不仅语言五花八门，习惯也千差万别。乌拉圭人能歌善舞，喜欢听音乐。开始有乌拉圭患者在房间里放音乐。病房里怎么能够放音乐呢？这不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吗？但乌拉圭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不能不尊重。于是护士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每逢天气好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户外，专门给他们找一个地方，放音乐啊，跳舞啊，随便。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患者最初对中国维和医疗队抱有一种怀疑态度：他们能不能给我看好病呀？他们的护理能达到我的要求吗？可是一住进来，一接触中国医疗队的个性化护理，他们都服气了。果然，中国医护人员的“看人下菜碟”下得科学，下得周到。后来许多友军士兵都专门在自己贴身穿的衣服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受伤了，请把我送到中国维和医疗队医院。”中国维和医疗队在刚果（金）受到广泛的赞誉，一时颇有名气。

　　让世界充满爱

　　紧急救护随时可能出现。那是一个当地的女人，下河的时候被河马咬伤了。河马是一种懒散的动物，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它仿佛都无所事事，只是躺在水面以下的地方，缓缓地沉下去又升上来。它通常不会像鳄鱼那样袭击人，但也不会善待人。它看似笨拙，实际却很灵敏。所以，如果距离河马过近那是危险的。那女人就是因为过于贴近河马因而遭到了看似木讷实则凶猛的河马的暗算。

　　女人乘坐的独木舟被河马掀翻了。河马咬住了女人的腿。陪伴女人的是一个男人。可是，危难时刻那男人自己溜走了。留下女人孤身一人与河马搏斗，求生的欲望促使女人爆发出难以想像的巨大力量，女人最终从河马的口中逃脱了，她带着累累的伤痕爬到了岸上。所幸的是过了不久，她就被人发现了。人们把她送到了当地的慈善医院。她的一条腿伤得很重，鲜血淋漓。慈善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女人经过一番周折，被转到了中国维和医疗队。抢救女人的那天晚上，侯丹在病房一直守候到半夜。女人有很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很脏，异味特别大。护士们给她擦身子，一次又一次地擦，先后换了有五六盆水，才给她擦干净。

　　候丹说：“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热，她每天卧床，出汗容易感染。她到我们医院的第二天，正好赶上来例假了。她没穿短裤，就是一块三角巾。后来我们就给她做了一个短裤。我们还把从国内带来的一些东西送给她。我们跟这个病人感情处得特别深。每次给她擦身子的时候，她都乐。她不像有的外国人那么拘谨。在她的眼里，我们是白人。白人这样侍奉她，过去她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手术的第二天，有人跟我说，她想她的孩子了。我说，那就让她们见一见吧。我这样决定，就是为了能从心理上安慰一下她。她没有奶水，我们就把从国内带来的奶粉，还有豆奶，全都送给她的孩子了。”

　　对因战乱而贫困不堪的人们来说，中国维和医疗队不亚于她们想像中的天堂。中国医护人员在非洲的表现是杰出的，护理更是一流的。当完成任务，即将告别非洲的时候，有人有感而发地改写了一段歌词：“贝雷帽告诉我怎样走过，风雨还掠过当今的每一个角落，和平的梦啊，谁都不愿错过，终于迎来了维和这胜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