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诗人傅聪演绎中国文人的傲骨与孤寂

　　刘元举

　　傅聪，1934年出生，著名钢琴家。早年留学波兰，在国际艺术舞台享有“钢琴诗人”的美名。著名学者和文学翻译家傅雷之子。

　　音乐的傅聪和生活的傅聪

　　见到傅聪是在上海。傅聪穿了一件深蓝色唐装，质地是丝绸的，古典味道极浓，这种面料在灯光下有着微弱的光亮。他的头发如同照片上一样，梳理得一丝不苟。面部最突出的是两道长寿眉，黑白相间，悬空披垂，颇具神韵。他落座时，没有任何多余的应酬话语，也不见丝毫笑意。这使他的面部皮肤显出了老年人的干涩与松弛。傅聪真的老了。而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被定格在《傅雷家书》中的那个需要父亲循循诱导的孩子。

　　第一次目睹傅聪，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小音乐厅。他在台上与一位戴眼镜的学生坐在各自的琴前。学生按照他的要求时断时续地弹奏着肖邦的第四号叙事曲。灯光下，他活跃异常，不仅手臂挥洒得淋漓尽致，比指挥还像指挥，而且他的两脚不时地跺着台面，犹似舞蹈，跺跳出一片激情。这使气氛相当活跃。他简直不像讲课，而像在游泳，他在姿态万千地变幻着不同泳姿，那份酣畅，那份自如，那份投入，完全达到了忘我境地。

　　不能相信这么富有弹性和活力的躯体属于一位70岁的老人！就像现在，我同样惊异于离开舞台就坐于餐桌前时，他的脸色怎么会如此沧桑，黯淡，甚至还有几份冷峻。细瞅他的皮肤像一张未折叠好的纸张，并且溅上了斑渍。

　　完全两个人。音乐的傅聪与生活的傅聪。离开音乐，莫非他就像鱼离开了水，跳到了岸上便失去了生动和鲜活？

　　“傅老师，你在上大师课的时候，我看你的样子顶多就像30岁。”我是鼓足勇气这样说的，不想他正视我道：“30岁？我像17岁的呀！我跟好多人都这么说。”

　　一句话，另一个生动的音乐的傅聪又回来了。

　　傅聪与《傅雷家书》

　　几乎所有与傅聪初次见面的中国人都要提到那部《傅雷家书》。他说：“人家好像老是问我家书的事情，好像我还是小孩子似的。不过，我自己感觉我还是像个小孩子似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雷家书》的意义已经远非“家书”而是“国书”了，毕竟那是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一本必读书。但是，傅聪说：“‘家书’其实我从来都不看，我不敢看，每一次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太动感情了，不敢看。我觉得‘家书’的意义最简单来说，就是我父亲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包含了很多东西，东方的西方的，是一个很博大的精神价值，可是绝对不是物欲横流的世界。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悲观，我父亲其实也是，你们看‘家书’可以看出这点来。可是，只要我还活一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要干下去，坚持我的这种理想，坚持我的追求，坚持我的精神价值。”

　　这部“家书”似乎是一把我们走进傅聪世界的钥匙，傅聪对此显然有着超越时空的敏感。一位年轻钢琴家在国外见到他时也提到过这部书，并且说很感动。但是，他认为这位钢琴家肯定没被感动过。因为，“家书”的基本精神就是对艺术的献身精神而不是功利，所以，他认为一切缘于功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去读“家书”并且读懂“家书”的。

　　“家书”可以读出一位高境界的父亲的杜鹃啼血，也可以感受到一条清晰的父子间的传承文脉。

　　音乐的苦行僧

　　傅聪常说他17岁之后才正儿八经弹琴，童子功没打好，他十分羡慕现在的孩子们，童子功好得不得了。为了进行后天的弥补，即使现在，他每天差不多都要练上8个小时的琴。他认为：“‘就钢琴家纯粹机械性这个方面来说，到我这样的年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得花双倍甚至四五倍的精力才行。这几年我的手老是受伤，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从弹钢琴的纯粹机械的本事来说，所有钢琴比赛的选手，所有音乐学院里的学生，都比我强，真的是这样！可是，讲到追求一种精神境界，讲到声音的变化，讲到音乐里头的言之有物，那他们还是有很大差距！”

　　傅聪说：“我没有办法去学所有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我不过对几个作曲家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学习过，基本上是全部的肖邦，全部的德彪西，大部分的莫扎特，舒伯特的差不多也全弹了，只剩后期六个大奏鸣曲中的最后一个，我现在还在下功夫，争取尽快拿出来。对我来讲，永远有压力。音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永远在那儿追求，并不是舞台或听众给我的压力。这是高山仰止，一门大学问，事实上是给自己出难题，我一辈子都在学新东西。”

　　“学艺术一定要出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要有一颗‘大爱之心’。我父亲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精神。”

　　他是音乐的苦行僧。他跟自己过不去，他折磨着自己的双手，也折磨着自己的灵魂。看到他笨重的手在饭桌上舞动，好像一只滞重的受伤的黑蝴蝶，不禁令记者联想到梵·高的“耳朵”，还有燃烧的向日葵。艺术的殉道，殉道的艺术家啊！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无意间听到傅聪演奏肖邦激动得不得了，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他说黑塞不仅是大作家，也是大音乐家，他非常懂音乐。还有罗曼·罗兰。他们的音乐嗅觉极其敏锐，能够从一首曲子中感知到一片一片叶子如何飘摇着坠落于地。他的父亲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他最喜欢的书。傅聪认为真正的作家是与音乐家有着相同的人生艺术境界的，在这种境界上，完全可以沟通可以感知彼此。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原是不分地域、心神相融的。文学大家以笔写胸中逸气，音乐大师以琴抒发心中灵思；两人因而成为灵性上的同道中人，素未谋面的莫逆之交。

　　记者对他说：“我感觉你是个符号，是一个风吹不散的很坚实的符号，也是不可取代的符号。至少有种承袭的意义。他打趣道：你说我是符号是说我不是人呀？

　　我们都笑了。其实，我所说的符号的意义，就在于他所强调并执著追求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他的父亲傅雷对于今天的世界，其意义不也相当于一个符号吗？他说：“我父亲在很多地方都是个先知，我说过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个符号。自杀，他处死他们如同戕害自己，难受得不能自已，巨大的感伤和压抑心情任喝再多的烈酒都无法平复。

　　弹琴讲求趣味和气质

　　傅聪对弹琴有着高远的追求，他像中国古典文人，非常强调趣味。在他的书中，对趣味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趣味，趣味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比如中国人讲绘画，讲什么能、妙、神、逸———逸品，飘逸的逸；这种品格我想很难具体说出来，但就是有这么一种气质，我想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自然的流露。”

　　记者感觉到傅聪有许多无奈，特别是对于媚俗的无奈。贝多芬曾说过一句名言，音乐是他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

　　傅雷是为高贵的艺术而存在的，傅聪亦然。他们父子都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他们能否适应这个世纪或者说这个世纪能否接纳他们？

　　想想傅聪说过的话：“现在不光是演奏家缺少精神境界，听众也越来越缺少精神境界，整个商业化到这种程度———唱片公司要销售唱片，已经不是以演奏艺术本身为准，而是先考虑人的美貌，封面上印什么半裸体照片，非常恐怖！所以很担忧……”

　　傅聪活到七十了，还是这般忧国忧民忧艺术，他却独独不为自己的晚年生活而忧。这就让我们不能不为他而担忧了：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吗？古稀之年跟自己过不去，拼命折磨自己，将自己的手弹得一片狼藉连吃饭都不利落了；还有一个人会这样吗？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迁怒于家庭，甚至视儿子对此事件的态度为大逆不道，差点断绝了父子关系；也是因为巴以矛盾，他与好朋友巴伦波依姆的关系中断了好多年；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吗？问他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怎么尖锐怎么得罪人怎么不中听，他都是真实地和盘端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么他周围的人会比他年纪小，而他却偏偏感觉这些人都比他年纪大呢？他所说的比他年纪大的人是因为比他更世故吧。他的内心永远是个孩子！那么正直着纯粹着，为了音乐似乎惟有音乐！

　　沧桑严峻的是他，天真可爱的也是他。那得看他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他的情绪丰富变化，一如他对于音乐的复杂多层面的理解与陈述。一个丰富的人，如此自信，如此从容，如此真诚！

　　70岁的傅聪有着浓郁的民族情结，有着中国文人的傲骨与孤寂。他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座丰碑。听说他要在上海买房子，他要像中国的传统老人一样叶落归根。真希望他能够在上海早日买到一个真正舒心的住宅。在我看来，上海需要他更甚于他需要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