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只用双脚做学问

　　陈远

　　温铁军：经济学家、农村问题研究专家。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1979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87年、1991年两度赴美进修。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院长。主要著述有：《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等。

　　温铁军曾当选2003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词为“培训农民，用行动关注农村建设。走遍乡村，十八年求解三农难题。一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只用双脚做学问。”

　　当遍“工农兵” 不是自己的选择

　　温铁军说，他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的道路基本上不是自己选择的。很多人问过他，什么学术道路啦，什么自我意识啦。他跟他们说，他从来没有选择过自己，都是服从安排。

　　他初中没有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在人大学校的院子，看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穿上用铁皮做成的盔甲，里面垫上厚厚的精装本的书，戴上柳条帽。然后把螺纹钢磨尖了，在校园里捅来捅去。楼上用床架子绑上自行车的橡胶内胎，把鹅卵石射来射去。这就是武斗。这种用冷兵器的武斗，双方打来打去，不死就伤。串联的时候，各地武斗他也见到过，自己也被文攻武卫过。现在他为什么求稳、怕激进？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乱世。

　　接着就是上山下乡，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岁。上山下乡是上面安排的。下乡的时候，工宣队让他当知青队长，他当知青队长就强调按照上级的部署去做，可是另外一些带队的“插友”就认为他这一套不行，当时就给他扣了一些比如“路线错误”的帽子。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他给保了。从那以后他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温铁军说：“有一年回家探亲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同学，他问我，咱们一块当兵去，你去不去？我当时也没想，就说，去呗。就这样去了，完全没有什么自己的选择。当兵之后，也无非是做个好战士、学好技术之类的生活，反正就是一个认真做事、老老实实听话的人。当完兵后又当了三年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大学毕业进“中央”，顶头上司王岐山

　　据温铁军介绍，他上大学的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教育部长蒋南翔提出全面恢复十七年，而他们这些在下层滚爬了十几年的老学生对于那一套完全不适应。书本上讲的东西跟他们从实践中得到的感性认识完全不同。当时的气氛还算是自由的，考试也不像现在，交一篇文章就可以了，只要有自己的创新。他那时候就认为中国肯定是要走向世界。

　　毕业之后，正好赶上各大机关全面恢复，各个机关都缺人。像他们人民大学就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学生进入了党政军的核心机关。这又是一个机会，和中央决策只有一步之遥。在那种情况下，他们那一代人的责任感空前强烈。拿他当时所在的中央书记处农村调查研究室来说，部长级干部有二十多个，四十多个局长级干部，一个大食堂吃饭，没有给谁开过什么小灶。他们当时下乡去调研，到处跑，根本没有人计算付出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大家比的根本不是收入和地位，而是拼调查研究的功夫。当时他们那里谁要是没有点观点，没有点调查的真功夫，马上就要被淘汰。

　　温铁军说：“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很得益于杜润生杜老，他是我们当时的领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他没有什么架子，无论是谁，从基层调研回来找他，连秘书都不用找，推门就可以进。我当时的顶头上司是王岐山，因为我那时英语学得比较好，王岐山就跟我说，你该出国去进修。根本不论资排辈，过了没多久，我就被安排到美国去学习，到世界银行去做候选培训。回国之后正好赶上世界银行在中国做政策贷款，我就被安排去做这个项目了。”

　　背包考察苏东七国，遭遇危险与苦难

　　温铁军常常说他生命中有两个“11年”特别重要，第一个就是他在农村的经历，后来的一个“11年”就是为了中央政策到基层去搞实验区调研。他从1987年开始做实验区调研，到1998年画上了句号。

　　温铁军说，在搞调研的过程中他还经历了一件事，一生难忘，那就是苏联东欧的解体。苏联东欧解体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很多人都说：“NextChina（下一个就是中国）！”他说：“Noway（没门儿）！”但是他说不清楚为什么没门儿，他只是相信中国会稳定发展，所以他就自己背着包到苏东考察。到了那儿，他下了火车，找个当地的小咖啡馆，就问：“谁懂英文，我跟你们聊聊？”然后就住在那儿跟当地的老百姓谈。他采用的是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他要接触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看一点什么材料，吃别人嚼过的馍对他来说是吃不出味儿来的。他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是住在一个战争难民的家里，楼下的客厅沙发上住着一个怀孕的妇女，是被打出来的。除了找老百姓以外，他也找了私有化部，找那些制定私有化的大学者谈，他们也接待他，因为他拿着他导师写的推荐函，说他在做有关的研究。

　　据温铁军介绍，七个苏东国家他都走了过来，当时正是战火纷飞，当他从意大利出发的时候，当地的人问他：“那里正在打仗，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他说：“我要看到这个情况。”“我走了40天，被打晕过，也被偷过。亲眼看到了混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这些，全部是我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经验。”温铁军说。

　　接掌《中国改革》，重办晏阳初学院

　　温铁军说：“在搞调研的过程中，从1996年起，我到中国农业大学读了研究生，硕博连读，据说当时硕博连读的几率是千分之一，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幸运的。到了1998年，我又得到了一个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证书，1999年我们做的课题又得了一个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样的话我就有了一点科研成果，说起来是很一般的东西，都是一些感性认识。1999年，我的学位论文正好完成，2000年拿到了学位。”

　　据温铁军介绍，这时候，《中国改革》需要有个人来接替总编的工作，我就过去了，隶属于国务院体改办。正好这时候王岐山也被调到国务院体改办担任主任，他也就参与了一些政策方面的研究。

　　因为过去一直做农村调研工作，这次担任《中国改革》的主编，就比较多地关注了农村问题。后来有人提意见，说《中国改革》不能办成《农村改革》，我又向国务院体改办党组申请开辟了农村版，这样《中国改革》就变成了两个杂志，一个综合版，一个农村版。农村版开辟之后，就来了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人。我也重新开始调动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又在农村办试点。

　　温铁军说：“这时候，在河北定县下乡的青年知识分子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很想把当年晏阳初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家，致力于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乡村建设恢复起来，他们找到我，我就牵了个头。就这样，晏阳初学院在定县办了起来。当时因为杂志社是国有单位，我不能用国有单位的钱来办，我只能把自己的稿费、讲课费拿出来。第一年，几家理事单位共同出资，每家拿三万，我就拿了三万块钱。第二年理事会说要拿六万，我就拿出了六万。这些事情，原本不值得提，我觉得，农村现在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我又搞了这么多年农村问题，无论如何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拿出一点钱，只能说是尽我的能力，尽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