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需要开启一扇门——死与生的涅槃

　　湖北日报记者胡蔓 实习生骆毅

　　2003年4月10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宣布，他们已实施了我国首例“脑死亡”判定。在随后2年多时间里，该院教授已对近60位患者确认“脑死亡”，并演绎了一场场———死与生的涅槃

　　5比16的生命延续

　　昨日一大早，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医院教授陈忠华，接到广州华侨医院医生打来的电话：一位16岁的孩子遭遇车祸，目前初步判定为“脑死亡”。孩子的家长希望陈忠华（我国首例“脑死亡”主要判定者）能作最后确认，并表示，如果孩子真的“脑死亡”，其器官可以捐献出来。

　　这已是陈忠华第六次参与“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行动。此前，在陈忠华的主持下，我国已有5位脑死亡患者捐赠了自己的17个器官，使16人获得新生。

　　田近，2003年11月6日因车祸不幸遇难，捐出双肾，使两位尿毒症儿童重获新生；彭英禄，2005年8月12日因车祸不幸遇难，据其生前遗愿，亲属自愿无偿捐出彭先生双侧肾脏和肝脏，使两位尿毒症患者和一位肝癌患者获救；金省，2005年9月2日因车祸不幸遇难，据其遗愿，父母自愿无偿捐献金省双侧肾脏、肝脏及眼角膜，使两位尿毒症患者、一位肝癌患者及三位失明患者恢复健康……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近60位患者选择了“脑死亡”判定。“可以说，这一发展速度让我们始料未及，且每一次进步都让人振奋万分。”陈忠华说。

　　陈忠华感慨：“以往，主要是医生们奔走呼吁尽快实施‘脑死亡’判定标准。而眼下，这已转化为一股来自患者及其家属自发的力量。随着‘脑死亡’概念逐步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依据‘脑死亡’标准来判定死亡。他们用行动告诉大家：人即使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身后，也可为社会作贡献。”

　　新生需要开启一扇门

　　“其实，新生需要开启一扇门。”用这句话，陈忠华曾打动过无数患者及其家属。去年11月，在把田近的肾脏移植给两名男孩的刹那，陈忠华深切感到要洞开那扇门是多么的迫切。

　　当时，已被判定为“脑死亡”的田近在同济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抢救”，而在与病房不过2米之外的手术室里，另两个生命正苦苦挣扎，等待着救援。

　　陈忠华说，一扇门是对传统生死观念的固守，另一扇门则是对新生的渴望。试想，当时，如果不是田近的父母深明大义，破开那扇为传统所固守的大门，或许，另两个鲜活的生命只能在等待中凋零。

　　其实，作出捐献儿子器官的义举后，田近的父母一直不愿对外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直至最近，他们才愿意以真实身份走入公众视野。

　　田近的父亲说:“得知孩子脑死亡时，我简直崩溃了。因为已从报纸上知道，脑死亡等于死亡。”

　　田近脑死亡后，其叔叔建议捐出孩子的器官帮助他人，田近的妈妈极力反对，她认为应该让孩子完完整整“回去”。“孩子来到人世，总该留下点什么！”田近的父亲同意弟弟的想法并最终说服了妻子。随后，他们与同济医院签订了《无偿自愿捐献和接受捐献协议书》。

　　去年，田近的父母第一次见到受者。面对两个陌生的孩子，田近的父亲说:“我感到田近还活着。”陈忠华说，田近父母做出这样的义举是艰难的。从伦理的层面讲，“脑死亡”有争议，心跳没有停止，生命就未终结；此外，传统的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医生开肠破肚取出亲人的鲜活器官以供他人之用。

　　然而，在此背景下，另一种声音终于响起。“人死之后，器官对自己已没有意义，却可以挽救他人的生命，何不捐献出来，用另一种方式来延续生命？”———这是捐献者给自己行为作出的最好注解，同时，也为生命之门洞开了一丝亮光。

　　在生命之路上“走钢丝”

　　虽然，在用“脑死亡”标准来判定死亡上，病人及其家属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但陈忠华并不感到轻松。“我国尚未对脑死亡立法。我们的判定是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我非常清楚自己承担的风险。”对于每一次判定，陈忠华都感到在“走钢丝”。

　　每次判定前，陈忠华都不忘带上录像机和《脑死亡及无偿自愿器官捐献申请书》。

　　为了表达对捐赠者的敬意，陈忠华会和捐赠者的家属一样，戴上黑袖章；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减轻捐赠者家属的痛苦，在对捐赠者的器官摘取过后，陈忠华都会小心翼翼地对遗体进行缝合、复原，即使是化妆、换衣服，陈忠华也亲自把关，决不给家属带来一丝不快。“虽然，我已不是第一次做脑死亡患者的器官移植，但我仍感到如履薄冰。”陈忠华说：“法律既未支持也未反对，这中间其实是一条非常狭窄的生命通道，一旦不慎，就很可能步入雷区。”

　　然而，明知有风险，却一直游走边缘，其间原因或许在于，陈忠华感到肩头上的另一份责任。

　　据悉，因缺乏可供移植的眼角膜，我国有200多万可通过手术复明的盲人生活在黑暗中；因缺乏可供移植的肾脏，我国有30多万尿毒症患者只能通过透析维持生命……

　　目前，我国器官供体严重不足，在100万至150万需接受器官移植患者中，每年只有1.3万人能幸运地接受手术。在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里，100多位身患重症的患者正苦苦等待着可供移植的器官。

　　陈忠华认为，因没有立法，判定脑死亡确实存在风险。“但我们不能一概以‘脑死亡没有立法’为由，将自愿捐献者连同新生的希望一起拒之门外。多一些支持和爱心，少一些冷漠和指责。”陈忠华反复表明他的观点。

　　这些年来，不论是会诊，还是讲学，陈忠华都不忘宣传“脑死亡＝死亡”的观念。让他欣慰的是，即使是在湖北恩施等边远地区，人们也已开始逐步接受这一观念。恩施老党员彭英禄无偿捐献自己的器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此同时，在医界内部，一批专家、学者也开始为推动这项工作而默默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和伦理的进步不是一帆风顺的，推动这种进步需要勇气！”陈忠华说。